理论无意识与反思社会学 [文/刘 擎] 遗憾的是，经过了二十年的“理论狂欢”，中国学术思想界仍然缺乏真正的——作为优秀思维品格和有效研究方式的——理论素养。理论无意识的惯习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我们“学术场域”的共同盲区。但愿由贺照田的忧虑和质疑所引起的讨论，能够促成中国的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Page 1/2） 近年来，对知识界状况的各种不满与批评已经不绝于耳（在文学界，甚至有人为中国文学献上了一份“悼词”）。贺照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心怀忧虑的学人。但与时下许多“学术批评”不同，《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没有发出耸人听闻的呐喊，没有提出可资起事的指控。相反，作者沉静的思考抵达了一些难以言说的问题关键，并指向一种开放性的邀请，使我们得以从多样的视角省察知识生产中复杂而隐蔽的制约因素。在国际学术界，将知识生产本身作为对象的研究在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这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①的中心议题。而贺照田从中国大陆的语境中提出类似的问题，对于反省与改善我们的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契机，这在我看来是贺文的主要意义所在。作者主要涉及三个论题（大体可以归结为 What, Whyand How）：思想学术界的状况出现了什么令人担忧的问题（What）？其症结何在（Why）？应当如何改善和解决（How）？我将首先对作者的主要观点做出初步的评论，随后尝试对个别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在此求教于贺照田先生及其他评论者，希望能为推进这一讨论尽微薄之力。 一．什么是“令人忧心的现实”？ 首先，在对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状况的回顾分析中，作者的评论或许有失之武断之处，但对当下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敏锐的洞见。在过去20年内，中国学术界引进了（或重新引进）西方400年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思潮，这的确是令人晕眩的速度。在贺照田看来，一次次“主义”的狂欢节之中，我们饱餐了理论和概念的盛宴，却很少增进我们“把握、思考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在轮番更迭的新思潮所激起的兴奋冷却之后，“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如过眼烟云，难以留下“真正的印痕”。于是，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酒醉初醒般的空虚感：要么期待下一轮送旧迎新的理论兴奋，要么对一切理论彻底厌倦。对作者所描绘的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我持有一定的保留。 我以为，中国学术界需要这20年的时间来开阔视野，以获得一张学术景观的“世界地图”（哪怕是一张粗略有误的地图）。这比理论上的坐井观天、茫然无措是一个不小的进展，也绝非对提升我们思考和把握问题的能力无所助益。只要翻开任何一本20年前的学术刊物，就会在对比中发现，今天我们提问的角度和进入研究的路径已经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拓展。例如，过去对我们全然陌生的“弱势族群”这个概念，它的引入和确立为学术界探讨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基点，甚至已经进入传媒与公共话语，成为社会舆论新的言说论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某些（如对同性恋的）惯常态度。如果没有诸如“理论与其生成语境的关系”等等观念的引进，没有如吉尔兹的《文化的解释》等著作的翻译介绍，贺照田本人的这篇文章即便可能出手，也完全会是另一种格局。理论当然也可能产生误导，我们时而迷失于歧途，但至少这是在犯新的错误，何况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如自然科学一样，从来就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历险的事业”。 当初的中国学术界处在严重的理论饥饿状态，也许不得不经历一个“饥不择食”的阶段，才有可能论及“健康消化”的问题。当然，贺照田的主旨或许并不在于对过去20年的知识生产做出全面公允的“历史决议”，而在于揭示当下的紧迫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作者有深切的同感。只是我认为，不是因为学术界过去20年的误入歧途或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长与准备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才使贺照田提出的问题得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真问题”。 确实，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经过了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暴饮暴食”的阶段之后，现在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它负面后果的时候了。在一些学科中，特别是以“中国问题”作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一面是严重的理论“消化不良症”——许多天马行空的术语、轻舞飞扬的概念以“华丽”的样子间离了现实和历史的具体问题；或者，刻意剪裁经验材料，以削足适履方式迎合理论命题，使其“证成”。而另一面是悲观或傲慢的理论厌食症——拒绝理论的启示与引导，结果却受制于未经反省的预设前提之中，而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实证研究”。布迪厄曾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但十分遗憾的是，今天，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模式，其基础恰恰就是具体研究和纯理论家的‘无对象理论’之间壁垒森严的区别和实践中的相互脱节。”②当下中国学界的“主流研究”模式也处于同样的（或许是更为严重的）“十分遗憾”的状况。这种状况下的知识生产没有能使时代面临的许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得到我们所期许的澄清与开掘。我想，这就是贺照田所说的“令人忧心的现实”。 二．出路何在？ 作者问道：“怎样才可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令人忧心的现实”？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他认为，这样的真问题的提出会形成一个重要的中介，由此使理论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发生一种深刻的扭结”，产生真实的、富有张力的互动。通过这种扭结互动，外来的理论和观念将“深切地嵌进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有机地融入我们的知识和思想，使具体研究获得有效的理论启发和指导，从而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如果我没有误解作者独特而多少有些费力的措辞，他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真问题的提出是外来理论与本土历史和现实发生有效关联的中介，而这个中介（真问题）的阙失正是目前知识生产种种弊端的要害。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并且相信，这也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等困境，获得学术自主性的关键。我还愿意补充的是，一旦能够以真问题为中介形成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互动，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完全有希望反过来挑战、补充、修正和改写许多宏观层面的理论和观念，从而以本土经验的研究对世界学术理论做出贡献。 但是，什么才是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其标准何在）？研究者何以知道提出的问题是否内在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其判据何在）？如何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真问题（其途径为何）？恰恰是在这些关节点上，作者似乎语焉不详。的确，对于如何提出真问题，贺照田还是给出了一些提示——应当避免将问题急于封闭在某一既成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中，而要不断地将它“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但随后立即令人遗憾地推辞止步，“如何进入现实和历史又是一个非此处所能讨论的复杂问题。”这使他所建议的“解决途径”失之抽象和笼统。 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到作者自身的思维紧张。在一方面，他提出“理论－真问题（中介）－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框架，指向解析性的诉求，试图将复杂混沌的过程清晰化；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判据和途径的分析，使这一解析性框架在操作层面上流于空泛，我们似乎必须依赖研究者独特的“体会和理解”，凭借感悟、洞察甚至灵感等难以言传的因素才能抵达真问题，隐含着返回神秘主义的倾向。③这种“解析性”与“感悟性”思维的内在紧张本身有其优势，能够开放出更多的可能性空间。但如果徘徊于这种紧张，也可能会阻碍（本来有希望获得的）进一步的穿透打通。清澈的分析如何才能不流于简单武断，丰富的阐释如何才能不失之含混晦涩，这是每个学者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我们知识生产的主要失误是没有能提出真问题，那么解决的关键就是提出真问题。但是，除非对于提出真问题的途径、策略或方法做出具体的分析和建议，否则这一陈述只是形式逻辑的正确推论，而不是发现性的论述，所谓的“解决”就更像是“原则”而很难算作是“途径”。就原则而言，学界几乎都会同意，外来理论只所以“外在于”本土的历史和现实是由于缺乏（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作者除了对其重要性予以强调之外，究竟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新的东西？ 如果贺照田的文章仅止于此，那可能没有更多的讨论价值。但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没有给出“处方”，但提供了九个具体问题，以此为范例对诊断我们的“症结何在”提供了意义丰富的反思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why），那将对“如何才能提出真问题”（how）的回答具有实质性的促进。本文以下的讨论是在贺照田提供的启示下，针对制约知识生产因素中的一个环节——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无意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清理和分析。 三．理论自觉与真问题④ 在我看来，目前阻碍学术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理论无意识，或者，缺乏反思性的理论自觉。不久前聆听一位学者的演讲，介绍他的一项实地考察研究。他在演讲开始就首先声明了对理论的警觉态度：因为理论预设会导致先入为主的偏见，妨碍了客观理解研究的对象，于是他决定抛开所有现成的理论，进入实地开展深入的经验考察，去发现真实的问题。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种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但抛开所有理论可以发现真问题吗？人类现有的认识论研究告诉我们，没有理论和观念的预设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卡尔·波普曾指出，离开理论的“客观”观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实际上，“抛弃理论、客观地发现真相”这一观点本身包含了重要的理论预设——认识论客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bjectivism）。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已经在研究方法上“默用”了“认识论客观主义”这一（天真可疑的）理论预设，而且对自己的这一“默用”无所察觉，因此陷入了双重误区。这不是对理论的警觉而是盲目。 [下一页] 责任编辑：李 杨 (选自《开放时代》杂志2002年第一期，总第157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