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了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开放核心技术。 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因为，在古代，富强的国家会逐步发现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会使得生意更赚钱。 有一点，也许你想到了，在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中间商凭什么信任贷款者能够归还贷款？要知道，雅典古典海事贷款与现代信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无抵押，二无质押，三无担保。 金融商逐渐感觉到在汇兑过程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会成为沉淀，他们开始同时借钱给商人。由于金融商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商人，也就集中了大量信息，就凭他手中的信息，就可以黑人。后来，希腊城邦的金融商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贷款，这已经颇类似于今天的信贷。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罗马法确定了两个经济进程中最关键的概念：“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这两个概念是当代金融的灵魂。 共和国后期，罗马铁骑已经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马其顿和古希腊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共和旗号下以抢劫为生的国家。 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公元前209年罗马攻陷塔林敦时，约有3万居民沦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征服了撒丁尼亚，约8万人沦为奴隶……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3/4来自于战争赔款，另外1/4则来自行省税收。 总之，罗马公民除了抢劫，什么都不干。

自古至今，货币乱飞而又不事稼穑的时代，保持财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投资房产或放高利贷，后者有赖于前者。地产价格飙升的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吸引更多金银投入到这个行当中来，由此，罗马共和国本土和行省经济同时开始萎缩。 道德堕落必然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没有他们的丧心病狂，底层不可能也不敢沦落。 这种堕落绝非匀速运动，当底层公民看到或者感觉到贵族（精英）在奢靡、在颓废，整个社会就会以一种加速度堕入这个轮回，而且更可怕。 罗马共和国——一个真正用铁和血铸造的国度，曾经有着气势磅礴的铁蹄，在征服欧洲之后，他们却抛弃了奥林匹斯诸神的简洁明快，而只留下无耻和庸俗。当贵族将掠夺当做习惯时，内部调和手段也不可能再起作用。共和国晚期，为调和底层公民和贵族之间的财产差异，保民官格拉古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温和的改革方案，试图让土地所有者以不再涨价的方式出售一部分土地，结果是这位保民官在元老院被元老们活活打死。

没有任何体制可以保证继任者能够继承这些优点，低能的继任者早晚都会出现，这是专制独裁的宿命。 感谢古罗马塔西佗在《罗马编年史》中做了如下记载：议事的时候，元首让元老首先表达意见，一位元老的回答是“恺撒啊，你将以怎样的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呢？如果你第一个发表意见，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发表我的个人意见;如果你最后发表意见，那我害怕会不小心而发表和你相反的意见”。 尼禄的补救政策就更是离谱：为平民分配了免费粮食，以农补城。举办节日狂欢，取悦城市居民。当时，罗马城有一半时间在过节，比如LudiRomani节（抱歉，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节日是干什么的），有5天的马戏＋7天的戏剧＋2天的宴会＋2天的赛马，国库负担的费用为76万银币，而一升油的价格不过是2个银币。 因为，就算耗尽全国资源，统治者也起码要维持首都罗马的稳定。

为了应付日益浩繁的军费开支，塞维鲁拿出了祖宗的老本行——抢劫。在国内，统治者的劫掠手段一般分为如下几种，不同时期使用不同手段，不同手段又会带来不同后果。一般而言，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几百年如一日地抢劫，一定会给被劫掠者留下一口气，不到最后关头，统治者也不会把人逼入死境。 抢劫的第一个“境界”，是高税收。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可以获得人民所有积蓄，民众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 简单来说，就是增加若干税种，白天当街收钱，半夜砸门撬锁；复杂点的，无偿征发用劳动力，比如徭役。 抢劫的第二个“境界”，是罚没。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可以获得民众所有财富，民众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尽管增税能提高收入，毕竟成本很高，要派税吏，要统计所有居民收入，中间还得被税吏摆一刀。 凡此种种，效率实在是太低。 居民手中什么最值钱，找个幌子就直接拿来，比如土地。塞维鲁宣布：行省土地全部归皇帝所有。 抢劫的第三个“境界”，是超级货币贬值。达到这个“境界”的统治者，会丧失天下所有财富。因为，民众已经忍无可忍，也就无须再忍。 塞维鲁毕竟也是马上皇帝，所以，在货币减重上还比较克制，他当政的时候金银币重量也就减少1/3。塞维鲁的继任者很快就修炼到最高境界，金币居然只含2％的银，就差发冥币了。

随着劣币发行量逐步增加，罗马物价也一步步提高，终于2—3世纪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最终，罗马的经济开始向自然经济蜕化，塞维鲁王朝也开始用实物支付官员薪水，从食品、衣着到车马。 罗马帝王，专制权力远不如东方皇帝，应对危机的能力当然也远逊于东方帝国。 东方帝国士兵就算缺衣少粮，最多哗变，拉杆子造反的人毕竟是少数。罗马的士兵可是雇佣军，没有钱，皇帝就要除掉。 塞维鲁王朝的三代帝王，都在不同的场合被自己的士兵以不同的方式除掉了。 罗马的北方有一片广袤而晦暗的世界，这里居住着金发、碧眼、高鼻的日耳曼人，他们才是今天欧洲人真正的祖先。 罗马帝国在声色犬马中堕落的时候，日耳曼人已经演进到原始社会末期，并且形成了几大分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等等。他们觊觎罗马繁华已久，几个世纪过去了，终于等来了机会……

君士坦丁赚钱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铸造货币。为维持军队的统治权，君士坦丁刚登上帝位就开始铸造货币，其中就包括纯度非常高的金币（苏勒德斯币和半西斯币）、银币和铜币。 第二个发财的方法是，垄断所有商业和手工业。同时代的汉朝最多只是重农抑商、垄断盐铁，君士坦丁深谋远虑，走得也更远。 君士坦丁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手工业都由行会管理，所有手工行业必须世袭；税收由官僚核定，无论辛苦一年能挣多少钱，对国家的税收一分不能少；对进出城市的商品实行重税，尤其是对外贸易，完全由政府垄断，比如对中国的丝绸贸易，从进口数量、品质直到在国内上市的价格，全部由政府严格规定。 国家货币对内丧失信誉，也就失去了统治基础。如同穷人拼命买名牌装饰自己一样，帝国越是感觉丧失统治能力，对内统治的手段就会越严酷。 对罗马帝国来说，靠金钱供养的雇佣军对付个把奴隶起义还凑合，对付外敌就差得远了。此时，汉朝正拼命把匈奴往外赶，匈奴逃跑的去处正好是罗马帝国，或者说是已经分裂的西罗马帝国。在迁徙过程中，匈奴人发现匈牙利平原这个地方还不错，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匈牙利”直译过来就是“匈奴人的家”。 当然，这里不是匈奴人的家，而是罗马帝国的地盘。 罗马人早就丧失了公民的责任和荣誉，雇佣兵凑成的重装步兵，在倏忽而来的骑兵面前实在很脆弱。 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文明第一轮较量是通过驱赶游牧民族开始的：中国当时的世俗力量能够集中资源，把匈奴人挡在长城之外，而罗马当时正处在衰落时期，中国通过匈奴骑兵把压力传导给罗马。 第一轮中西文明争锋，西欧败北。

随着军事实力的衰退，帝国对行省的控制能力也削弱了，“蛮族”军事首领趁机夺取了领导权，一系列的“蛮族”王国出现了，如西哥特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伊比利亚半岛范围）、东哥特人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意大利半岛）、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高卢）、勃艮第人建立的勃艮第王国（高卢东南隆河流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岛上建立的一些小王国…… 金银货币是大宗贸易支付手段，没有民间贸易，没有海外贸易，还用金银货币干什么？ 但是牛人也是人，也只有一次生命，他在历史上可能辉煌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这些时间，相对于厚厚十几卷世界史来说，不过也就是一两页甚至几行。牛人也可能会使历史改道，但是千百年后铅华洗尽，人们会发现他们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表现形式，只是延缓或者加速了历史进程。罗马帝国由君士坦丁统治还是由戴克里先统治，其实都无所谓，无论谁是统治者，只是若干事件、若干人物更换名字或者形式，内涵永远不会改变。 历史的内涵，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西欧第一帝：克洛维 在这位法兰西万世之祖的统治下，西欧根本就没什么金融可谈，法兰克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至于货币，克洛维把罗马贵族都打到农村老家了。没有交易，也就没有货币。 如果地缘上西欧邻近一个强大的帝国，西欧历史一定会被改写，然而阿尔卑斯山和拜占庭阻挡了波斯帝国西进，西欧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试错环境。

中世纪领主与中国地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到泾渭分明，大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地主只有土地，西欧领主却拥有土地上的一切。 对中国地主而言，土地只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跟能办多少事、有多大权力基本没有关系。地主是皇帝的子民，佃户却不属于地主，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论有多少土地，谁要是敢在自家地盘上弄个紫禁城出来，立刻就得被灭掉。 以“小农经济”自标的中国小农其实只能耕织结合，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地主压根就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土地占有关系要远比西欧脆弱，更值钱的，不是土地，而是权力。于是，我们有了“贫富无定式，田宅无定主”。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只存在皇族，从来没有真正的贵族。 对领主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土地意味着自己的一切！ 国王在领主土地上只能管理领主一个人，至于农奴是从来不需要效忠国王的。封建体制下，西欧土地流动频率要远低于东方，土地兼并也不靠货币交易，更多的是联姻。也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了西欧在生产力远落后于东方的条件下寄存了可怜的社会财富，为后续裂变积累了财富基础。 西欧领主，就是在自己家修一个白金汉宫，也没人能管得了，只要你修得起。

加入我们，待遇从优，装备齐全，食宿全免，全天移动式海景套房，多劳多得。只要大干一票，在巴黎买房不再是梦想；干两票，跻身上层社会，直接与国王对话不再有距离。 给你一片海域，换你一生传奇! “三无”男人终于找到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海盗。 北欧海盗战果如下： 855年包围巴黎向秃头查理勒索了7000磅白银，885年再次包围巴黎，并围困了整整一年…… 907年、941年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帝国订立城下之盟，承认北欧人在帝国范围内的商业特权…… 最不幸的是大不列颠岛，英吉利海峡是北欧海盗的天然行军大道，岛上原有三个国家，两个被丹麦人灭了，剩下一个西撒克斯王朝被赶到沼泽地阿赛尼岛，丹麦人在不列颠岛上建立了一片丹麦区。 抢劫，是为了钱；海盗并非天生是土匪，如果贸易能赚更多的钱，海盗也不反对。 恶花怎样才能结出善果来？

好帖！跟着发财mm学习。

一手是钱带来的雇佣兵，一手是谈判后的税金：城镇逐步搞定了领主。 不过，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这些西欧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城镇战争最多属于乡民械斗。不但参战人数太少，武器装备稀松，战略战术更是不值一提，跟诸葛丞相、吴用军师毫无可比性。 两者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这些集市、城镇是在经济自然演进中产生的，不具备封建职能。城堡靠领地过日子，领主的消费远大于生产，城镇则恰恰相反。 城镇中的人，是一群逃亡的农奴、流浪汉和失意中的小贵族后裔；城镇中的人，也要生存，而且想生存得更好。但是，他们没有土地，必然选择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是经济演进中最关键的因素——创新。 尽管此时他们创新的只是交换方式，还没有技术上的创新，但是，在遥远的中世纪，这就是当时人类最大的进步。 商品、货币支撑起城市新型贵族，封建制度的基础终于动摇了。包括领主在内的人们开始注重现实和尘世享乐，否定货币与罪恶的观念。 城镇居民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市民。 市民，作为一个阶层，诞生了。 市民之所以为“市”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市场交易模式下，“财产主权”成为个人生存的基础，人成为个体，不再有依附关系。 人们逐渐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成了风气，开始向往富裕优雅的生活。 市民的一切，都要钱！ 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财富？ 答：自由。

每一个人，只有自由发挥自身能力，才能真正获得财富。 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 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文明愈发达，交换就愈频繁，货币是大规模交换的必要手段，也是承载人类文明的方舟。 大量西欧史籍都记载了当时这样一个离谱的交易：一名骑士跑到城镇抓捕自己的农奴，见到农奴后，惊艳于农奴富裕优雅的生活（这个农奴的身价大概在2000英镑左右，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于是将女儿嫁给了农奴。

:049: :048: :06: 偶不是MM，俺是man~~ :033:

上帝和安拉，只能要一个，双方冲突由来已久。 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发生在公元7世纪，今天，我们把它称为“十字军东征”。 关于十字军东征，西方史籍解释如下：伊斯兰教徒、基督徒都奉耶路撒冷为圣地，都认为到耶路撒冷朝觐是有效的赎罪方式。1071年开始，凶悍的突厥人禁绝基督徒朝觐，并虐杀朝觐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罗马教廷都难以忍受。于是，西欧骑士开始组织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捍卫自己的宗教尊严。 以上说法，错误。 真正让基督徒难以忍受的，是敌对势力控制了地中海南部和西部，在地中海四个方向创建海军基地，西欧商船要缴纳重税才能通过港口…… 城镇对付个把领主还凑合，突厥可是一个大帝国，大到横跨亚非欧，就是把一个城镇的人都拉出去，到人家地盘上估计最多也就是摆个仪仗队。 --------------------------------------------- 十世纪，咱们在做神马，赵匡胤刚夺得天下没多久，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虽称不上英明神武，但也是够资格的皇帝，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吖，经济、科技、文学、艺术、人口总量毫无疑问吧，全球第一。中国历史的巅峰吖！！！

农民十字军人数确实不少，这样的士兵，战斗力却绝难恭维。 冷兵器时代，似乎是个人就能拉到战场上凑数，可战场毕竟不是群殴，就算打遍全村无敌手，那不过是你够狠、下手够黑，人多势众跟能否打胜仗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九次十字军东征，只有半次成功。 之所以说只赢了半次，是因为只有第一次攻下了耶路撒冷，而且最终的进攻者还不是西欧的十字军。第一批十字军共10万人，刚到匈牙利就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最终打下耶路撒冷的是1096年西欧封建主重新组织的骑士以及拜占庭帝国军队。 之后就更离谱了，有人认为成年人都有罪，只有纯洁的儿童才能获得上帝垂青。1212年，3万名儿童开始东征，号称“儿童十字军”。 结果，纯洁的儿童被不纯洁的成年军官贩卖到埃及当了奴隶…… 上帝复仇的使者，在一片嘘声中退场。 ------------------------------------------------- 真的假的，野史吗？待我细细考究

圣殿骑士确实对经营商业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汇兑也是一笔很好的生意。新十字军可以将钱存在各地分支机构，一路可以凭存单在分舵支用现金。而且，普通商人也逐渐开始使用他们的网络。 王室、城镇的金钱支持＋汇兑资金沉淀＋自身财富＝信贷资金 骑士团鸟枪换炮，开始为商人、城镇甚至各国王室提供信贷。贷款给王室贵族最好的方式是汇款，设在塞浦路斯的圣殿骑士团总部则承担收账、运款的任务。法国、英国、地方主教都曾在圣殿骑士团获得巨额贷款：英王约翰需要贷款支付士兵薪水，当时最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需要借款还债，法王路易七世需要贷款征伐领主…… 1270年前后，香巴尼的集市终于形成了第一个欧洲金融中心，这里定期举行财政贷款会议，法国王侯可以从这里选择贷款者。 独特的团规为圣殿骑士营造了良好的信誉，圣殿骑士个人不允许占有财产，一旦拥有财产，死后便不得进入圣殿骑士墓地。这种基于信仰的惩罚极大降低了金融活动风险。后期，圣殿骑士团规要求骑士像忠诚于上帝一样忠于主顾，基本上类似于今天的瑞士银行：除了主顾，谁都不认。 1232年，英国大法官被逮捕，英王亨利要求骑士团伦敦驻地交出大法官的财产，得到的回答是“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们不会把受托财务交给任何人”； 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远征埃及被俘，路易的手下要求巴黎团交出路易的财富以便赎回国王，居然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 13世纪末期，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欧洲最有权势、最富裕的团体，在基督世界拥有至少9000座庄园或领地，年收入超过600万英镑（当时英国王室的自营地年收入仅是3万英镑），已经不仅是富可敌国。金融事业，也从单纯的存贷款扩展到汇款、信托和托管，几乎囊括了传统银行所有业务。 世间事历来福祸相依，正是圣殿骑士团的财富招致了自己的灭亡，鼎盛之后是一片血腥……

12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羊毛、粮食大量输出，白银大量流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描述，此时英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赚取了很多外汇。遗憾的是，英国王室垄断了羊毛出口贸易，白银并没有回到生产者手中，而是归于王室。 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国家必然强盛的表现，更不一定有利于国家发展。比如，此时的英国。 热衷于外贸顺差，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鄙视的重商主义思想，也就是西欧封建思想。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解释：国家财富不能以货币占有量来衡量，而是以国家货币消费量来衡量。 使用外汇盈余有如下几种境界： 第一个境界，公平分配这笔钱。把钱真正按贡献分配给生产者，没有任何特权可以从中牟利。当然，在任何时点，对任何人，这件事都无法做到。因为，公平分配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个境界，将外汇集中于创新部门。任何一种行销海外的商品都迟早会衰退，一成不变的产品不可能永远占领市场，只有创新才能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的财富，才能为国民带来福利。当然，指望王室这么干，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第三个境界，如果不能用于创新，可以直接提高全体国民福利。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国民中平均分配，当然，也有其他形式，比如用于国民教育。起码，为未来创新积蓄了力量。这点，也很难。 第四个境界，也是最差的结果，货币被集中于特权阶层。此时，财富分配便会越来越不平均，而且呈现一种棘轮效应，最后不但货币流入无以为继，诸多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一个国家有再多的货币，如果集中于少数人，结果也只能是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暴涨。 很不幸，英国选择了最差的处理方式，也成为证明上述理论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后文我们为您展现的大国兴衰中，这个逻辑会不断出现）。 随着金钱的不断增加，1180—1220年，英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 这段时间，小麦和牛肉的价格上涨了2～3倍，银价下跌了1/3，而在过去几个世纪，英国物价几乎没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