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最真实的哲学 　　《孙子兵法》，世界三大兵书之一，中国人的智慧典籍，自18世纪传到欧洲后，便被翻译为“the 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 　　战争，确实是一门艺术。 　　综观人文社会科学各类：文、史、哲、经、管、法、兵——我以为，“兵”最接近真理。 　　哲学——脱离实际、文学——附庸风雅、史学——众说纷纭，而“军事学”是在一次次真刀真枪、血淋淋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学问，用事实说话，结果明了，是实践的产物。 　　它最接近真实。 　　对者生，错者亡。 　　选取“国共”这个特定历史时段来阐发，离我们最近，还依稀散发着战场狼烟的气味，并不曾远去。 　　能征善战的林彪，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大兵团作战的粟裕，计谋层出的刘伯承，以弱胜强的徐向前…… 　　作战勇猛的薛岳，神机妙算的白崇禧，常胜将军卫立煌，目光深远的张治中，远征将军孙立人…… 　　神勇用兵，精彩纷呈。

★奇正之兵 　　兵者，诡道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孙子兵法》 　　军事作战，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双方对决，靠的就是机谋算计。 　　所以说，共军的一系列胜利都靠灵活机动、积小胜为大胜而来，这无可厚非。 　　反而是国军那种正面迎敌、大兵团硬拼的战术，最为糟糕，代价极大。 　　单从战略战术角度来说，国军观念就存在根本的硬性错误。 　　当初搞反清革命时，很多中国青年跑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军事政治，蒋介石就是其中一员。老蒋的军事理念，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从德国那里学习，所以日本和德国的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 　　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他便是德国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讲究大部队决战。 　　比如，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等等，都带有鲜明的西方人重视力量和规模的思维倾向。 　　所以老蒋年轻时受日、德影响，后又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教出一批同样思想体系的学生来，这对于国民党军的抗日、内战都起着致命性作用，包括非嫡系的诸多国军将领，也都是承袭当年革命党人的军事思想。譬如，台儿庄战役，从战术意义角度考虑，可谓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役，双方实力相当，对等消耗，最后殆尽，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从民族情感和政治影响来说，又另当别论）；又如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在东北、苏中、鲁南地区，都讲求“占领大城市”，以地域面积和城市数量来衡量战争胜负，还被老蒋称赞有加，其实是被釜底抽薪，拉长战线，离死亡不远了。 　　同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后，也是极尽所能拉长战线，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东，从华东到中西部，在其外围还占领缅甸、印尼、马来西亚，乃至太平洋诸岛，还招惹万里之外的夏威夷岛……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用兵，一定是强弩之末，像吃了伟哥一样，高潮得越凶猛，精尽人亡得就越快。 　　这种“大规模决战”、“死扛”、“硬拼”的战术思想，基本上不被共军推崇。无论是四野林彪、还是三野粟裕、还是二野刘伯承，都讲究“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不与敌人硬拼。 　　这便是孙子提出来的“虚实结合”。 　　1947年，国共角力的关键时期，身处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四点就是专门告诫解放军将领们不要硬拼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然，共军中也有喜欢硬拼的将帅，彭德怀便是其中一个。谁敢横刀立马，看我彭大将军，看看彭老总所领导的战役，基本上都是拼血本，蛮着来： 　　湘江血战——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损失一半以上兵力。 　　兰州战役——西北战场最惨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彭德怀与马家军血拼到底。 　　朝鲜战争——这个更不用说了，硬碰硬，损失人数至今都无法确定，如果换作林彪、粟裕，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至于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也是遭到毛泽东反对，被毛泽东认为过早暴露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一直受到批评。 　　当然，这是从纯军事战略角度来评论，而军事往往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一场并不大胜的战斗，在政治影响上有时却起到号召宣传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所应考虑的。兰州战役、百团大战、朝鲜战争等，在军事战略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气势夺人，激发血性，让敌人也钦佩不已，一次次树立了共军的勇敢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无形价值是巨大的。 　　军事，终究是与政治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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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个爸爸的儿子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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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的分裂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兵法.计篇》 　　战争第一个重要的因素：道。 　　道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如果要翻译成英文，恐怕很难理解。 　　孙子解释，‘道’可以“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道就是正义，是民心。一旦民心所向，就可以让人民与你并肩作战，生死与共，面对危险无所畏惧！ 　　再简洁一点解释，就是——你替谁说话，谁就为你干事。 　　不禁想起一个讽刺事件，是前几年发生的：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被问到了“不该问的问题”，副局长逮军一时情急，怒斥记者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新闻顿时传遍中国，成为调侃笑料。 　　回望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被一道鸿沟截然分成两个社会阶层。 　　当时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先富起来”，发展出自己的工商力量，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江苏、浙江、广东、乃至湖北、平津等地，都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然而，在更为广袤的内陆地区，却始终无法“后富起来”，依然是大量穷苦农民维持着小农式经济，他们无法享受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利益成果，沦为赤贫，生活无望。 　　同一个中国，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上层社会的人们挥霍金钱，过着富奢的生活，他们模仿洋人，穿西装、喝咖啡、说英语，官太太们视财如命，长官们横征暴敛，买办们打着洋人的旗号，欺骗自己的同胞，压榨工人们的血汗。 　　下层社会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付不起医药费，面对国统区高昂的物价，更是朝不保夕。通货膨胀飞速吞噬他们仅有的积蓄，昨天一百元能买五斤米，今天却连一个鸡蛋也买不起；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长官们、首长们的苛捐杂税，已经预征到一百年后了。 　　于是，在旧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互不流动的阶层： 　　（1）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主要分布在江浙发达地区一代。 　　（2）旧有的小农阶层，主要分布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 　　蒋介石的势力，是为前者，以中央军嫡系为代表。 　　而后者的力量，则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省，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马步芳、广东的陈济棠、东北的张作霖、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江西苏维埃政权、以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这些地方势力，犹如℃地头蛇一样盘踞在自己的地盘上，实则仍然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军阀，与东汉之豪强、唐朝之藩镇并无本质差别。

★打破既得利益阶层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孙子兵法.计篇》 　　这是一个贫富差距严峻的时代。 　　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孙子所谓的“道”，就是争取广大民心，替民众说话。 　　在“替谁说话”这个问题上，以蒋为代表的中央自然是为工商业力量说话，而以毛为代表的“匪”则是为中下层农民、工人力量说话，至于派系繁多的各地军阀，则是中央势力的延伸，或者说是在与新兴工商业力量结合后生出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披着封建旧时代外壳的“异形”。 　　革命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老百姓会说：主义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辈子我也指望不上。但分田地就不同了，和老百姓的饭碗相关啊，分了田地就可以不再挨饿，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我打了土豪，就可以分田地，就可以活命，养活妻子儿女，那我当然干了！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具有号召力的广告宣传，短短六个字，吸引了千千万万非既得利益者的前腐后继，为的就是能有一个“重新分蛋糕”的机会。 　　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逻辑是：干革命就能打土豪，打土豪就能分田地，分田地就能吃饱饭。 　　共军的士兵源源不断增加，主要就是来自贫农。他们无怨无悔、前仆后继、舍身忘死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反正已是一无所有，索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了算了！跟着哥哥冲去那东京，剁了狗皇帝的脑袋。 　　分得了田地财产的农民，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妻子送走了丈夫，父亲送走了儿子，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就是保住了饭碗。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军在围剿共军时，往往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中国几万万农民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红军仅仅花了3年时间，就把部队人数（包括赤卫队等地方民兵武装力量）扩大到10万人，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毛泽东1927的一份报告中统计，湖南全省已有农会会员200余万人，这些农民都响应共产党军的号召，只要动员起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非常不得了了。 　　所以，为什么老蒋要展开对共军的围剿、清洗？因为非既得利益阶层的力量太强大了，长此以往下去，他们定会翻了天，把上层既得利益者打翻在地。 　　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用发展来解决矛盾”的思维不同——今天的中国有条件“把蛋糕做大”，渐进式的倾斜，把多出来的蛋糕分给非既得利益阶层，逐渐化解冲突；而在民国时期，外忧内患，国家分裂，洋人染指，根本没有条件“把蛋糕做大”，于是僧多粥少，既然财富已经被20%的上层人士占据了，就没有空间容得下那80%的底层民众来分享蛋糕了。 　　时势所迫，无法选择。 　　一场大战展开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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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1930 　　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时，曾对对红军抱有悲观态度，问毛曰：“红旗还能打多久？” 　　毛后来回信于他，很经典地回答了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实上，按照毛的“诱敌深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治军思路，沿袭《孙子兵法》的虚实结合、强而避之、卑而骄之的思想，红军在赣南的形势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横插一竿子，估计南方苏维埃政权会愈发稳固，一直熬到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更加大好。 　　而这个国际顾问——李德，作为一个德国人，恰恰学习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一套大兵团决战的思想。他自己本人也只是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仅仅只有街垒巷战经验而已，自然只懂得打“阵地战”，与敌军硬拼。 　　所以，中国战争的国情，是以《孙子兵法》为思路结合的，与西方《战争论》的思想格格不入。 　　从1930年开始，国军对赣南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四次战役，都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国军的数量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良，却打不下小小的苏区。 　　请看，这是前四次围剿的数据： 　　第一次围剿： 　　【国军】10万余兵力，国军11个师又2个旅 　　【结果】：红军“诱敌深入”，最终歼灭国军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 　　【国军】20万人的兵力，何应钦集结的十八个师另三个旅 　　【结果】：红军继续“诱敌深入”，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 　　第三次围剿： 　　【国军】30万兵力，老蒋亲自担任“围剿”总司令，并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 　　【结果】：红军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再次胜利 　　第四次围剿： 　　【国军】40万兵力，陈诚等嫡系部队参战，蒋介石亲自部署 　　【结果】：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红军主力扩大到8万余人 　　看看，四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将领级别一次比一次高，老蒋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但为何始终攻不下小小的赣南？ 　　原因就在于——红军与当地老百姓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当地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土地革命”的财产果实，大部分都加入、支援红军，下层百姓的利益是与红军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家园，每个人都使出全身力气。 　　强龙再强，也压不过地头蛇。 　　地头蛇在自己的地盘，无论如何也是要活命的。 　　你国军来了，即使占领村镇，可老百姓不支持你，在背后搞鬼、暗送情报、破坏后勤通信、不提供粮食，国军就无法长期驻扎。而共军退却之后，四处游击，有朝一日又能回来，红军里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江西本地人，他们怎么会丢下这片热土呢？君不见，建国后的将军当中，以江西人最多，江西又以吉安人居多。 　　所以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便是这个“道”。 　　我们举另一个反面例子：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始终发展不起来？ 　　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把东北作为长期经营之地，对当地民众剥削较轻，甚至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所以东北抗联在当地难以获得民众根基，根基不牢，军事上自然就败仗连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林彪与杜聿明争夺四平，四野在东北当时的根基不深，底子薄，民众不是很支持，所以军事上捉襟现肘；而同一时期，粟裕在苏中的七战七捷，恰恰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省却了后勤、补给、情报等大量累赘。 　　现今，很多人有一个这样貌视正确的观点：共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 　　仅仅是因为“政治宣传”吗？非也。如果不是经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家家户户得到实惠，享有利益，政治宣传又岂能持久？而一旦人们尝到了“分田地”的甜头，哪怕不用共军的政治宣传，也会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好评如潮。 　　政治宣传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当时为什么独独在赣南地区苏维埃政权能够存活下来呢？ 　　这便是基于当时的民情了。 　　当时，林彪问毛泽东“红旗还能扛多久”？ 　　毛泽东回信，详细分析了情况：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由此看来，果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贫富差距没缩小、只要全国还有千万穷苦百姓，共军的力量就不会消失。 　　很多年轻的网友总会说“如果当年老蒋军事战略高明一些，共军就彻底被消灭了”，其实并不懂得当时的国情。哪怕长征真的失败，日后也依然会出现‘张泽东’、‘李泽东’、‘王泽东’，会依然在其他地方出现红军的翻版。 　　君不见，红军长征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7000人时，流离颠沛到陕北，即使这样微弱的火种，不出数年，竟又重新燃起希望。眨眼间，共军变成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陕北、鲁南、豫东、冀北、中原各地的下层民众，都汇聚起来，源源不断，形成汪洋大海，天下大事就已定矣。 　　此所谓“一曰道”，得道者，自然是多助的。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上） 　　“天者，阴阳、寒暑 、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兵法.计篇》 　　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里，成功关键的“五因素”中，“道”已说完了，位列第二、第三的是“天”和“地”。 　　古人总是提这么抽象的概念，也因此需要现代人加以解释。 　　‘天时’很重要，往小点说，就是天晴啦、下雨啦、降雪啦、雨季啦、旱季啦、天热天凉啦等等。 　　最为经典的战役，莫过于19世纪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严寒，改写了历史。 　　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拿破仑同志无疑是天才的军事家。他的铁蹄席卷欧洲大陆，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瑞士等纷纷拜倒在其脚下，可是唯独俄罗斯，这片白雪皑皑的土地，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拿破仑的60万铁骑和1400门大炮兵临城下时，因为遭遇严寒，俄罗斯降雪，气温下降，法军扛不住冻，加上粮草殆尽，饥寒交迫，秩序开始大乱。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到处抢劫，以寻找食物和燃料，甚至为了争夺一块面包而发生残杀。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饿殍千里，伤病满地。最终，60万精锐之师只存活了2万人！拿破仑也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 　　因天气原因而失败的，还有瑞典入侵俄国、希特勒入侵苏联，可见俄罗斯这片土地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没事别想着侵占俄国；在亚洲地区，则是13世纪的元朝大军征讨日本，两次出海，都遇见“神风”，而致惨败，从此也让日本人信奉“神风”的神秘力量。 　　至于说到“地利”，事例更多，信手举二例： 　　譬如先秦时期，六国联合征伐西部的秦国，却因秦国据天险，有函谷关之要塞，硬是攻不下来，最后秦国出函谷关，横扫六合，并吞八荒，此地理位置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也； 　　又如三国时期，魏国大军南下，吴国以长江水路拒之，在赤壁大败魏军，赢得半个世纪稳定；蜀国以天堑蜀道拒之，独守剑门关要塞，与魏军抗衡数十余年，可谓占了地势的极大便宜。 　　而要真正往深层次说，“天”和“地”则是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所在。 　　话说红军，当初在赣南建立苏维埃政权，速度不可谓不快，规模不可谓不大，共产党高峰时期发展到40万人——但此时的“天时”却对共军不利、对国军有利：此时蒋介石刚刚结束“中原大战”，收拾完地方军阀，日本的侵略尚未开始，正好有精力对付赣南“赤匪”。于是乎，纠集各路人马，大举进攻。 　　尤其自长征之后，红军接连数年厄运不断，“天时”运气那是大大滴坏啊：先是湖南湘江血战，主力部队损失大半；然后在贵州、四川的山沟沟里穿越了大半年之久，又死伤过半；及至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又面临着与张国焘的分裂，内讧不断；到了陕北，主力红军只剩下区区七千人，穷得响叮当；再有西路军前往新疆方向试图与苏联会合，惨遭马家军屠戮，只剩一个司令光杆……一连串的厄运，可真是时运衰败到家了！ 　　要打胜仗，光有精气神是不够的，老天爷，求您给机会有木有啊！ 　　这不，机会总算来了，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大事者，总是能够忍耐。左等右等，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补丁裤子、半月才能吃一次肉的毛委员总算等到了机遇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滴。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想当初，老蒋在南方剿匪，颇有成效，几乎要把‘赤匪’赶尽杀绝；谁知到了北方，共产党时来运转，坤卦变乾卦，东南对西北，属水变属金，“时位”得正了！ 　　本来是老蒋亲抵西安布置剿匪命令，谁知半路杀出张学良，逼宫进谏，于国难当头之日，国共双方暂时妥协，共同抗日，先把大敌人干掉再说。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下） 　　●《易经》与中国革命的地理形势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六种，平坦畅通的、易进难退的、据险对峙的、狭窄逼仄的、形势险要的、间隔很远的。 　　“地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厚的哲学寓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吻合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红军在南方打游击始终不能成功，被迫辗转数省，颠沛流离，从东南到了西北。一日，毛泽东问甘肃当地的一位易学大师：“红军何时能有转机？”大师答曰：“东南为巽，西北为乾，你们到了西北方，就会时来运转了。” 　　按照《易经》奇门遁甲图中所示，还真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有趣： 　　东南方为巽卦，是为‘杜门’，巽为长女，受乾父之冲克，又克坤母，与父母皆不和，故在家中处事杜塞不利。因此共军在东南方始终受制于敌，闭塞不利，无法拓展空间，最后被迫长征。 　　而西北方为乾卦，是为‘开门’，乾是八卦之首，为天为父，于社会为首长。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几乎所有开国之君都是从西北乾位开创基业的。所以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转运，存活下来，几年之后便发展成为几十万大军。 　　至于当时红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国焘率四方面军欲南下，而毛泽东率一方面将欲北上。 　　这也正印了易经八卦的道理：张国焘南下，往西南方向的川康去，西南为“坤”，是‘死门’，张国焘一头扎进了死门，岂有存活之理？ 　　果不其然，正因为四方面军的南下，吸引了国民党的注意，川军放弃追击中央红军，调转枪头，回程追击四方面军；同时中央嫡系薛岳也分兵追击张国焘部，使得西北方的毛泽东压力顿时减轻许多。 　　可见，《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地利”，真是不容忽视。 　　及至抗战胜利，东北方又成了国、共两党的争夺之地。 　　东北方是“艮卦”，是为“生门”，生门属土，居东北方艮宫，正当立春之后，万物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所以古人命名为生门，大吉大利之门。 　　果不其然，共军派林彪进入东北，短短两年时间，四野从当初的10万人迅速扩展为100万大军，犹如一只生猛的“东北虎”，经过辽沈战役之后的共军，已经牢牢掌握全国主动权，挥师入关，大举南下，一口气把国军追到了海南岛。 　　国民党丧失东北这个“生门”，失去了生机；又把首都建在南京（东南方“杜门”），闭塞不流通。两相大害集于一身，离败亡不远矣！ 　　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异曲同工。 　　当时现实条件下，以下四点对共军有利： 　　（1）苏联对于共军接收东北提供了便利 　　（2）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日军压制在西南地区，远离东北 　　（3）东北重工业基地是军队的后勤保障 　　（4）东北离苏联最近，能最快取得支援 　　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早已认识到。 　　在抗战刚结束不久，一次内部会议上，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 　　毛泽东在“七大”时也说：“东北问题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前途来看，即使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实现了工业近代化的地区，拥有巨大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潜力，还是‘真空地带’。”

原文：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始计第一 　　孙子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 　　因此，必须通过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分析，七种情况的比较，得到详情，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君主和民众目标相同，意志统一，可以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天，指昼夜、阴晴、寒暑、四季更替。地，指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将，指将领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责权划分，人员编制，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物资调配。对这五个方面，将领都不能不做深刻了解。了解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所以，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情况的考察分析，并据此加以比较，从而来预测战争胜负。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能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规、法令更能严格执行？哪一方资源更充足，装备更精良，兵员更广大？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更有素，更有战斗力？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通过这些比较，我就知道了胜负。将领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胜，我就留下他；将领不听从我的计策，任用他必败，我就辞退他。 　　听从了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计策，还要创造一种势态，作为协助我方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势，就是按照我方建立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用兵作战，就是诡诈。因此，有能力而装做没有能力，实际上要攻打而装做不攻打，欲攻打近处却装做攻打远处，攻打远处却装做攻打近处。对方贪利就用利益诱惑他，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对方强大就要防备他，对方暴躁易怒就可以撩拨他怒而失去理智，对方自卑而谨慎就使他骄傲自大，对方体力充沛就使其劳累，对方内部亲密团结就挑拨离间，要攻打对方没有防备的地方，在对方没有料到的时机发动进攻。这些都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诀窍，不可先传泄于人也。　　在未战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多，有八、九成的胜利把握；或者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少，只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则只有前一种情况在实战时才可能取胜。如果在战前干脆就不做周密的分析、比较，或分析、比较的结论是我方只有五成以下的胜利把握，那在实战中就不可能获胜。仅根据庙算的结果，不用实战，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本帖最后由 紫罗兰 于 2013-5-8 03:50 编辑 原文：作战第二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①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注：]　 　　①：“忌”加“艹”头。　 译文：作战第二 　　孙子说：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策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出发上战场。 　　因此，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如果拖的很久则军队必然疲惫，挫失锐气。一旦攻城，则兵力将耗尽，长期在外作战还必然导致国家财用不足。如果军队因久战疲惫不堪，锐气受挫，军事实力耗尽，国内物资枯竭，其他诸侯必定趁火打劫。这样，即使足智多谋之士也无良策来挽救危亡了。所以，在实际作战中，只听说将领缺少高招难以速胜，却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巧于持久作战的。战争旷日持久而有利于国家的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的人，不用再次征集兵员，不用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从敌人那里设法夺取粮食，这样军队的粮草就可以充足了。国家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百姓贫穷。驻军附近处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必然导致物资枯竭，物财枯竭，赋税和劳役必然加重。在战场上，军力耗尽，在国内财源枯竭，百姓私家财产损耗十分之七。公家的财产，由于车辆破损，马匹疲惫，盔甲、弓箭、矛戟、盾牌、牛车的损失，而耗去十分之六。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在敌国解决粮草，从敌国搞到一钟的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钟，在当地取得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石。所以，要使士兵拼死杀敌，就必须怒之，激励之。要使士兵勇于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就必须以缴获的财物作奖赏。所以，在车战中，抢夺十辆车以上的，就奖赏最先抢得战车的。而夺得的战车，要立即换上我方的旗帜，把抢得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要善待俘虏，使他们有归顺之心。这就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越发强大的方法。.所以，作战最重要、最有利的是速胜，最不宜的是旷日持久。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利害的将帅，掌握着民众的的生死，主宰着国家的安危。

原文：谋攻第三 　　孙子曰：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①□②，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注：]　 　　①：[车贲]。　 　　②：“温”字“氵”旁换“车”旁。 译文：谋攻第三 　　孙子说：战争的原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 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伍就次一等。 　　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体敌人，才是最高明的。所以，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制造大盾牌和四轮车，准备攻城的所有器具，起码得三个月。堆筑攻城的土山，起码又得三个月。如果将领难以拟制焦躁情绪，命令士兵象蚂蚁一样爬墙攻城， 尽管士兵死伤三分之一，而城池却依然没有攻下，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所以善用兵者，不通过打仗就使敌人屈服，不通过攻城就使敌城投降，摧毁敌国不需长期作战，一定要用“全胜”的策略争胜于天下，从而既不使国力兵力受挫，又获得了全面胜利的利益。这就是谋攻的方法。 　　所以，在实际作战中运用的原则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所以，弱小的一方若死拼固守，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将帅，国家之辅助也。辅助之谋缜密周详，则国家必然强大，辅助之谋疏漏失当，则国家必然衰弱。所以，国君对军队的危害有三种：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而下令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而下令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知道军队的战守之事、内部事务而同理三军之政，将士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军队战略战术的权宜变化，却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疑虑。军队既无所适从，又疑虑重重，诸侯就会趁机兴兵作难。这就是自乱其军，坐失胜机。 　　所以，预见胜利有五个方面：能准确判断仗能打或不能打的，胜；知道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采取对策者，胜；全国上下，全军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协力的，胜；以有充分准备来对付毫无准备的，胜；主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君主又不加干预的，胜。以上就是预见胜利的方法。所以说：了解敌方也了解自己，每一次战斗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胜负的机率各半；既不了解对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原文：军形第四 　　孙子曰：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军形第四 　　孙子说：以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创造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使自己不被战胜，其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够使自己不被战胜，而不能使敌人一定会被我军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却不能强求。.敌人无可乘之机，不能被战胜，且防守以待之；敌人有可乘之机，能够被战胜，则出奇攻而取之。防守是因为我方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超过对方。善于防守的，隐藏自己的兵力如同在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部队就象从天而降，敌不及防。这样，才能保全自己而获得全胜。预见胜利不能超过平常人的见识，算不上最高明：交战而后取胜，即使天下都称赞，也不算上最高明。正如举起秋毫称不上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上视力好，听见雷鸣算不上耳聪。古代所谓善于用兵的人，只是战胜了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智慧过人的名声，没有勇武盖世的战功，而他既能打胜仗又不出任何闪失，原因在于其谋划、措施能够保证，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失败的敌人。所以善于打战的人，不但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被战胜的境地，也决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在具备了必胜的条件之后才交战，而打败仗的部队总是先交战，在战争中企图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潜心研究致胜之道，修明政治，坚持致胜的法制，所以能主宰胜败。 　　兵法：一是度，即估算土地的面积，二是量，即推算物资资源的容量，三是数，即统计兵源的数量，四是称，即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即得出胜负的判断。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人力资源的容量，资源的容量决定可投入部队的数目，部队的数目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双方兵力的强弱得出胜负的概率。获胜的军队对于失败的一方就如同用“镒”来称“铢”，具有绝对优势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对于获胜的一方就如同用“铢”来称“镒”。胜利者一方打仗，就象积水从千仞高的山涧冲决而出，势不可挡，这就是军事实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