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美元武器和新鸦片战争 　　对美元和整个美元金融体系的故意操纵，是一场致命的新鸦片战争中的主要武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利用潮水般涌入中国的非法鸦片，榨干了中国国库中的白银储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这个国家破产，迫使中国向英帝国主义打开贸易的大门，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染上毒瘾）并使中国蒙羞。 　　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称之为“新鸦片战争”。华盛顿及其同盟者——华尔街上各式各样的银行，把美元当做新形式的“鸦片”，试图强迫人民的共和国放弃对贸易的保护，并且引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政府，用辛辛苦苦积攒的贸易顺差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购买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性质的机构的资产，以此来挽救衰落中的美元体系。 　　这场新鸦片战争与160多年前英国人打的更加明目张胆的鸦片战争相比，一样致命而且一样危险。中国远不是这张战争的唯一目标，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打击对象。要了解这种战争的破坏性质，我们必须回溯美国经济巨人成长的最初时代。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个时候，英国在一帮（美国）新英格兰运输商的帮助下，迫使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并且上瘾，这是它们在19世纪中叶对这个天朝王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尝试。 　　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2007年夏季爆发的危机，把事态推向戏剧性的顶点。 　　2008年9月，这场危机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一场全球的系统性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长、华尔街的圈里人亨利保尔森、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以及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姆盖特纳在一起决定，允许有153年历史的第四大国际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曾经领衔高盛这家全球最老谋深算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保尔森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是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更加令人怀疑的是，仅仅在6个月前，（美国）政府曾插手拯救一家规模小得多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一些明眼的观察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保尔森及其同党是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他们想出发一场全球金融恐慌，来吓唬美国国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让它们不仅要同意拯救或援助华尔街银行及其亲密盟友（如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而且还要拯救美元体系——这个体系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一直是美国权力的基础。 　　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令人震撼。在18个月内，估计有50万亿美元纸面价值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在信任危机中消失了。更严重的是，建立在大银行之间资金拆借基础上的国际银行体系完全停止运作。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 　　中国和亚洲、拉丁美洲其他握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元危机）立刻就发出了回响。2009年1月，官方报告约有2600万中国人失业。对美国经济来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地位太独特了。在一项看似反常、但或多或少不得已的安排中，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工业产品而积攒下来的贸易顺差美元，被用来投资所谓“安全的”美国资产。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其中包括长期国库券、票据和钞票。这笔资产中还包括在华盛顿的不断敦促下（中国购买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机构的债券，估计为数达6000亿美元——这些债务都在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和华尔街利用它们的美元，把中国玉美元体系挂上钩。他们静观中国稳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美元贸易顺差储备，说服了中国央行，美元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而没有其他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贸易美元资助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会破坏石油价格的稳定，伤害经济交往的关系，最终违背中国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只要美元体系看起来还能继续运转，中国政府和央行似乎就别无选择。而到2009年时，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很牵强了。 　　在2007年底危机爆发之后，华盛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说服中国交出更多的美元由美国政府处置，以便在实际上救助美国最大的和麻烦最深的银行，包括曾经的巨无霸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 　　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最近还被美国政府机构私下里谩骂为不可救药的落后国家，以惊人的速度翻转了命运，变成了世界上美国官方债务的最大持有者。相反，美国自己倒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当了超级大国美国的债权人。除了北京的高级官员之外，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确切数字。据估计这一数字大大超过1.2万亿美元。 　　2009年初，北京和世界各国首都的人们都在问自己，他们是否要以损害本国经济为代价，去不顾一切地拯救那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美国各大银行。期待已久的20国集团经济峰会于2009年4月召开，会谈的成果仅仅是一纸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空头支票。这个组织是华盛顿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的一个工具，它本是美国对外推行经济帝国主义的有效机构。 　　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巴西、甚至德国的领导人，似乎都不情愿插手拯救美元体系。本书的目的，是阐明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个经济帝国的性质，和它走向巅峰的道路，现在它正在临终的痛苦中挣扎。中国与欧亚地区各国，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会摆脱危机，会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稳定，他们的前途充满光明。危险在于，美国或者至少华尔街内外的权力精英很像一头受了伤的虎。受伤的虎有可能是更具有危险性的。 　　第一章 权力、货币与英帝国的衰落 　　“我不是寄生虫。我只是一个投资人。” ——莱昂尼亚·古卢布科夫在1994年破产的俄罗斯MMM公司投资骗局的一则广告中所说 　　英帝国衰落的缘由 　　1815年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以后，英国以全世界无人挑战的霸主姿态君临天下，当了统治海洋、控制世界金融和主导全球贸易的帝国。这个帝国的货币基础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按照标准铸成的固定重量的金块。 　　四十年后，19世纪的50年代，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还会怀疑，女王陛下的皇家海军就是海洋的霸主，是世界上最威严的皇权的捍卫者，一直到遥远的将来都是如此。帝国权力的核心就是金钱——对世界上一切重大的现金收支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掌握在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的银行和分布在从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业银行全球网络手中；它们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提供信贷资金，信贷的条件当然一定要让伦敦银行家有利可图。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英帝国更强大，这简直像公理一样不容质疑。然而，这个帝国的基础却远远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英国从世界主导大国的位置上降落下来的那个漫长的过程，始于1873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经济萧条。这场经济萧条削弱了英国的制造业，向两个全球竞争对手打开了大门。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胆敢觊觎英帝国的宝座：德意志第二帝国和走出了南北战争之后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它们开始伺机挑战英国对货币、金融、贸易的统治并挑战英国的军事力量。 　　两个觊觎者还要打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次较小规模的征服战争才能决出胜负。争夺全球统治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虽然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做过一点装模做样的努力，但这场战争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1919年战败的德国被剥夺了仅存的海军舰队、陆军以及海外殖民地。德国还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必须在几十年时间里以本国经济为抵押，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支付战争赔款。在全球主导权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实力和货币。来自德国工业的威胁消失了，然而美国银行界的精英和工业大亨在1919年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英国首脑思考的问题也是帝国的复兴而不是终结。 　　英帝国的支柱 　　19世纪90年代末期，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仍然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领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一样。 　　拿破仑战争之后，在1814～1815年瓜分欧洲的“维也纳议会”上，英国以某种让步为代价攫取了海上统治权，那是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欧洲大陆列强作出的一种损人利己的“让步”——一个使得中欧大陆继续保持四分五裂的让步，中欧大陆因分裂而软弱，无力抗衡英国在全球的扩张。 　　英国控制了海洋，由此控制了世界的海上运输，这是新兴的英帝国的支柱之一。欧洲大陆的制造商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接受伦敦制定的贸易条件。这些条件都出自劳埃德航运保险公司和伦敦银行业辛迪加之手。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为英国商船队维持主要航道的治安、提供免费的“保险”，而竞争对手的船队必须通过伦敦最大的劳埃德保险辛迪加为船只购买预防海盗、海难和战争损失的保险。 　　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各银行提供的信贷和汇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航运贸易融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本身就是伦敦金融城的杰出作品；在伦敦的金融机构中包括巴林银行、汉布罗斯银行等，其中比任何人都更显赫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英格兰银行操纵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供应，精心策划英国的商品出口，只要她愿意就可以让英国商品潮水般地在竞争对手的任何市场上无情倾销。英国对国际银行业无可置疑的统治，是1815年之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伦敦金融城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权力核心，是私营的英格兰银行和控制它的那些人——帝国权势最大的私人银行家。在19世纪由英国垄断的国际贸易中，还有一大宗是罂粟，特别是在英属印度种植、由英国的贸易公司亲自操刀，在中国朝廷的抵制下强行输入中国的、针对中国人民的非法鸦片贸易；虽然很少被提起、很少被承认，这却是支撑英帝国金融大柱的基础。 　　伦敦：矗立在黄金和鸦片之上 　　英国拥有的黄金储备是英镑在1815年后担当世界信贷源泉这一角色的根基。“像英镑那么好”是那时对世界市场的信心写照，英镑本身“与黄金等价”。1816年6月22日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黄金为英帝国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在随后75年之久的时间里，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英国的私人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获取新开采的世界黄金储备，无论金矿是在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还是南非。 　　借助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萨特磨坊（北美的第一次大淘金热于1848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附近的萨特磨坊。——译者）的黄金大发现以及三年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黄金，伦敦黄金市场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黄金交易中心。像斯图尔特·皮克斯利和塞缪尔·蒙塔古这样的黄金商行都加入了经纪人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在自己原来的银行业务之外，也插手黄金，与约翰逊·马瑟一道成立了皇家铸币局黄金提炼厂。英格兰银行会为伦敦金融城遴选出来的黄金议价银行提供“可靠交付”最高信用评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用黄金进行越来越多的国际收支结算。 　　从188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港每星期都有运黄金的海船抵港卸货——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南非;这些船运来的黄金造就了伦敦金融城无人可望其项背的世界黄金市场首席地位。 　　到1871年时，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从对外出口贸易中获取了足够的黄金，将本国货币与金本位制挂钩，加入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从法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用43吨黄金支付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由此宣告诞生，俾斯麦首相是这个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决定性人物。德国的黄金储备翻了两番（四倍于前），黄金撑起了德国马克，为德国工业的空前扩张提供了流动资金。到1878年时，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也跟随德国和英国加入了新的国际贸易金本位制。沙俄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也使用黄金作为官方储备——将英国殖民地从开罗延伸到开普敦。 　　1886年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大量黄金。英国探矿者川流不息地从之前被英国吞并的开普殖民地越过边界而来。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是英国矿主塞西尔·罗得斯，他的梦想是让英国控制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整个非洲大陆。19世纪90年代，布尔人中的民族主义者坚决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伦敦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武力来制服南非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前途和帝国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场征服战。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这是伦敦为控制德兰士瓦的黄金而发动的战争。德兰士瓦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地区。罗得斯的矿山是最大的开采中的金矿。法国和德国的投资者也投入了大量的股本，但英国人控制了矿山60%～80%的黄金产量。英国打赢了那场战争，血淋淋的胜利保证了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至少再维持一段时间。1873年后英国工业霸权的重大衰落，基本上被1886年以来从德兰士瓦攫取的大量黄金储备掩盖掉了。 　　英帝国财富的第二根支柱，是很少被人提起的19世纪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使伦敦金融城得以在黄金之外还主宰了世界白银市场——白银是当时使用的第二种货币金属。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英鸦片战争 　　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冠级皇家公司——是庞大的英帝国框架的基础。在1858年议会终于废止了对它的皇家许可之前，东印度公司作为私人组织却拥有私人的军队，它控制的领土面积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大（除了中国以外）。整个19世纪前半叶，东印度公司收入的秘密来源就是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罂粟的种植由该公司在印度的种植园负责。 　　英国东印度公司插手印度的鸦片种植,最早始于孟加拉，时值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鸦片贸易急剧增加，1824年有1.2万多箱鸦片被偷运进中国，1838年上升到4万箱，数量达2500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30年代的情景，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鸦片是“19世纪全世界最值钱的商品”。 　　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金融上的地位和20世纪后半叶的石油不相上下。鸦片简直就是“白颜色的金子” 。 　　鸦片贸易对英帝国的战略价值是生死攸关的。非法的鸦片走私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向印度出口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鸦片贸易是“英国在东方商业的中心枢纽”。 　　偷窃中国家庭的白银 　　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货币白银储备流出。1810年之前的1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举非法贩卖鸦片之前，中国在对外收支中持有2600万美元的盈余，这个数字令人难忘。此后，从1828年至1836年的8年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以今天经过膨胀调整之后的美元衡量，大约相当于千亿美元。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鸦片。诱使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而劫取的金钱，大部分直接流向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难怪女王陛下、首相巴麦尊（又译作“帕默斯顿”。——译者）勋爵和英国银行界会如此断言：同中国人做的鸦片贸易值得打上一两场战争。 　　当时中国和其他不少国家的货币基础是白银。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与欧洲开展大宗贸易以来，中方要求欧洲用白银支付其进口的产品，曾导致了欧洲的白银储备外流。当时以白银支持的货币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给印度设置的卢比，因此用鸦片从中国换白银的贸易对英国特别有利。美国自己在19世纪的前半叶曾竭力建立一个由黄金和白银支持美元的金—银复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依据《1846年独立财政法》规定过严格的“硬通货”制度，做生意只能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怡和洋行帮助英国备战 　　那时被人仰视的英国巨商和银行都把他们赚钱发财的好运归结于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在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和最冷酷无情的是威廉·渣甸，他是当年最大的鸦片商人。1828年他与苏格兰同乡詹姆士·马地臣结成合作伙伴，成立了怡和洋行。渣甸曾经这样说过，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和最有绅士风度的投机生意”。他的财产使得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并当了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耳目。 　　詹姆士·马地臣当上了议员，在下议院任职25年之久。他后来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庞大的P＆O航运公司的总裁，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银行从中国鸦片贸易中赚到的利润。 　　1832年，马地臣提出一个拓展鸦片航线的计划，将鸦片运输路线从港口城市广州沿整个中国的海岸线渗透，培养千千万万新的吸毒者，把卖毒品的利润提高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理人当时曾写道：“鸦片就像黄金。我随时有货可以出售。” 　　1835年，马地臣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是一个老练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战略家，他挑起了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类似于“缅因”号战舰沉没（1898年2月，停泊在古巴港口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列舰神秘地沉没了，美国借此挑起美西战争。——译者）或“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4日，一支由两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分队报告，正在越南外海东京湾（即北部湾）游弋的舰船受到北越巡逻艇的鱼雷攻击。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扩大越南战争。——译者）——给英国媒体一个煽动反华情绪的借口，为发动战争创造先决条件。1834年巴麦尊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律劳卑则派英国战舰溯珠江而上，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正是这个巴麦尊在寻衅挑战。 　　1838年，鸦片走私的数量接近每年1400吨，中国开始对鸦片走私者处极刑，并新派总督（译者按：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被作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林则徐到广州，希望遏制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 　　巴麦尊曾这样告诫英国下议院：“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巴麦尊勋爵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把英国的在华利益看得一清二楚：鸦片和巨大的市场，这还有待于把中国的门户强行打开。为了掩盖这一点，巴麦尊和英国鸦片商（如渣甸和马地臣）总是把“自由贸易”挂在嘴上，喋喋不休地把英国商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安全说成“神圣的权利”。 　　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是把鸦片用作征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贿赂中国官员，使他们吸毒上瘾，他们把鸦片散发到军队和政府最高机构里去。由于鸦片十分昂贵，它首先打通的是中国富有的精英、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是职员和士兵。朝廷非常担心整个行政机构被毒瘾毁掉，把鸦片称为“道德毒药”。鸦片摧毁了稳定的家庭结构，造成打家劫舍的行为四处蔓延。早在1836年一名中国检查官就说过，鸦片“意味着人民生活和国家精神走上穷途末路。” 　　对东印度公司的不法商人和巴麦尊来说，只要英国人能赚钱并且胜出，中国这个样子就挺好。中国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鞭笞烟民、囚禁或绞死烟贩。但是地方上腐败盛行，无力执法，因此吸食鸦片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广州是英国鸦片最大的入境口岸。1838年年底和1839年初，中国在广州对鸦片商采取了行动，从停泊在港口的船上没收了数吨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属于英国的上层贵族所有，因此英国海军立刻作出反应。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登峰造极。中国完全没有能力抵挡英国皇家海军炮舰巨大的杀伤力。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正处于顶峰，英国的枪炮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 　　英国在战争中的要求是，中国向自由贸易敞开大门，对鸦片贸易不许加任何限制。中国清朝统治者则千方百计阻止财富的流失，特别是国家的货币白银的流失。 　　英国拒绝停止鸦片贸易，林则徐对英国实行了贸易禁运。1839年3月，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义律要求所有英籍臣民将手中的鸦片交给他，然后交由总督林则徐没收,其数量相当于几乎一年的供应量。林则徐将鸦片溶解在水、盐和石灰中，然后冲入大海。义律向鸦片商人许诺说，英国王室将补偿他们损失的鸦片。这样一来就把一大笔债务推给了英国财政部，禁烟变成了一个有助于巴麦尊和怡和洋行在英国挑动战争情绪的事件。他们向英国公众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鸦片，而是一个“自由贸易权利”问题。 　　林则徐曾经在1839年采取过非同寻常的步骤：通过外交渠道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质问英国政府的道德逻辑。他引证了他所理解的英国国内禁止买卖鸦片的规定，质问英国为何要在中国做毒品生意赚钱。他写道：“陛下此前尚未得到过此类官方通报，以不知我方法律为理由，但我现在可以宣告，我国意在永远禁绝此种有害毒品。”可是当时鸦片在英国不是不合法的。 　　女王并未收到林则徐写的信。反过来，英国政府和商人控告林则徐破坏他们的私有财产：林则徐销毁了大量鸦片，他在一条专门挖出来的沟渠里，用石灰浸泡鸦片后冲入大海。英国闻讯立即派出一支人数众多的英属印度军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州。 　　英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城镇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装备了蒸汽动力、风帆的坚船利炮，使得英国军舰所向披靡：它们有高度的机动性和舰载重型火炮。英国军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清军。英军占领广州后，又到长江上耀武扬威，它们专门捕捉税收稽查船，掐住北京的朝廷从征税得到的主要收入来源，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 　　在为鸦片而打的这场战争中，英国毫无悬念地在技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每一场战斗都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大屠杀。一位英国军官曾经这样说过：“可怜的中国人”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 　　清朝当局于1842年求和，同年8月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被迫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被迫同意向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在其后签订的补充性条约《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善后事宜宣清册附粘和约》或《虎门附约》，即《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中，清帝国还承认英国在中国享有与中方平等的地位，给予英帝国的臣民以治外法权，他们在通商口岸城市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到了186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规模竟然达到每年6400吨之巨。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伦敦版的“自由贸易”大获全胜，凯歌高奏。 　　英帝国的太阳西沉了 　　寄生性的英帝国从中国沾染鸦片毒瘾的社会苦难中赚了大钱（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吸毒人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同时还掌控着印度和中国的资本流动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但是这一切还是不足以使这个帝国免于腐朽和最终的衰落。 　　在世界第一这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背后，英国的内部正在慢慢地腐朽。英国的资本从1850年后大量流向海外，流向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流向19世纪70年代迅速工业化的德国、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伦敦金融城的巨额资本向外流出，因为英国的有钱人发现资本在国外的回报远远高于国内。这也是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后果之一，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实现了，工资水平也降下来了，因为英国的工人可以买到从敖德萨、美国、印度等外国进口的更廉价的食品。“贱买贵卖”已经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模式。 　　1846年之后，英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是随着面包的价格一起下降的。《英国济贫法》规定,给工资低于人类基本生存水平的工人提供收入补偿，而这个补偿又是以小麦面包的价格计算的。当面包价格下降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就掉下去了。这一切的后果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和现代化从1870年之后就停滞了，随后发生了缓慢的衰退，尽管伦敦金融城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仍然很兴旺。正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使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采用瓦特改良的蒸汽引擎并且领导了工业革命。 　　经济的重心转移了：从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和利物浦）转移到伦敦，可是伦敦的金融和贸易服务业务是管海外融资的。英国从煤炭、机械和钢铁等有形的商品贸易转向了“无形”的买卖；英国已经变成一个从海外投资收取回报和从服务收费来赚钱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后，英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越来越深。从1883年到1913年，英国进口的商品以英镑计算上升了84%。依赖进口的毛病被“无形”买卖的巨大成功掩盖了。1860年的英国开采了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60%；煤炭曾是英国工业的原料和海军的燃料。到1912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份额下降到24%。同样，1870年英国占世界钢材总产量49%的份额令人难忘。到1912年，这个份额已下降到12%。铜的消费是新兴的电气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从1889年占世界铜消费量的32%下降到1913年的13%。 　　1873年英国大萧条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一个时代的起点，是英国作为世界主导性经济强国的霸权终结的开端。 　　1873年，英国历史上称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衰退开始蔓延并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一直延续到1896年。这个时期对后来引发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力量来说，是它们成长的决定性时期。1873年的大萧条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价格水平持续下降，或曰通货紧缩，拉着同一时期的利润和工资一起向下降落。巨额资本闲置，或者到国外寻求收益。 　　虽然这场危机在英国十分严重，但是在英国之外的影响却转瞬即逝。到19世纪 90年代中期，德国第二帝国已处于空前的经济繁荣之中。英国的对手德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经济体正在迅速工业化，并已经开始向过去由英国占据的市场出口商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正在迅速崛起，也对英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尽管这个挑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打两场世界大战，才能准备就绪。

　　第二章 美国寡头集团的兴起：精英们的金融托拉斯 　　“上帝赐予我金钱”——约翰·D．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创始人 　　由来已久的全球危机 　　2007年7月29日，在德国的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德国财政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一条重要消息：德国政府与主要的私人和公共银行正在着手对德国工业银行实施紧急救援。这家银行是1924年为执行《道威斯计划》规定的德国（向欧洲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而成立的。这一次新危机已经是这家银行在它的历史上第二 次当美国银行体系的牺牲品了。第一次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成为引发全球银行业连锁崩溃的导火索，引起了大萧条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危机也是从规模较小的杜塞尔多夫中小企业贷款银行开始，触发了全球性连锁反应。在2009年看起来，德国工业银行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其规模可能会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悲惨的大萧条；不过只有等破坏的创伤被清理干净之后,我们才能下定论。 　　德国工业银行的麻烦源于它们对新发行的“次级抵押证券”的投资，这些由纽约多家银行发行的证券回报率非常高。具体的做法就是：从发行（债券）的银行的手里，以折扣价买下大批的普通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然后把按月发生的按揭付款现金流拿出来，建立一个同住房按揭债务已经完全不相干的全新的综合债券；假设分项目的支付可能都会发生违约，因此再把收款的现金流都拿去投保“违约险”——去专业的保险公司投保；这些保险公司都是有“评级”的，给它们做评级和定价，都由著名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操办；那三个机构都以纽约为大本营,都是事实上的最终垄断者，正是它们一步一步篡夺了最终的控制权——不仅是对美国经济控制的权力，更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权力。这一切设想，包括那个评级过程、与华尔街银行首创的“证券化”的配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美国注入新的活力，使得美国全面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那个首席地位能够保持下去——这是美国实力的最重要的支柱，从1944年美国成功地策划并建立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关于证券化的思路，就是设法把通常的银行贷款风险从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彻底转移出去，把贷款违约的风险最大限度地分散化，这样一来违约的风险也许再也不能导致危机，也就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后发生的那种危机。但是这一切只是幻想，是以美国未来的权力仍然以工业立国为基本假设的幻想；这种幻想源于1860年内战之后美国对抗德国、以工业大国的方式崛起的那段历史。 　　2007年，一家德国小银行的支付困难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事件，竟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因为这种支付困难有深刻的根源，并深藏于有深刻缺陷的美元体系下的金融和银行制度中,这个美元体系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想正确地理解德国工业银行2007年7月崩溃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美国雄厚的金融实力的真正源头和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演变成世界工业和金融强国所走过的道路。 　　美国寡头集团出现 　　随着庞大的英帝国在1873年经济萧条之后陷入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衰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出现。摩根和洛克菲勒身边强大的美国工业和银行家族将财富和对美国工业的控制权集中在他们手中。 　　在迈向前所未有的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摩根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玩弄了种种欺诈、谎言、暴力和贿赂手段，而他们干得最出色的，是操纵金融恐慌。他们通过精心操控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所造成的每一次金融恐慌，一步一步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自己人的手中。这个过程就是一小撮巨富的精英家族的权力增长过程。这些家族构成了美国的富豪贵族集团，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寡头集团。 　　亚里士多德使用寡头集团这个称谓，来描述被最富有的阶层统治的那种政治。在这样的国家里，选举的力量与一个家族的财富规模是有关系的。19世纪90年代末迅速崛起的美国世纪的真正的力量，其实并不在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手中，甚至也不在成长中的广大中产阶级公民手中。无论是称作寡头集团还是富豪贵族集团，美国的权力以及未来对权力的控制，就像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正在被无情地集中起来。 　　权力越是如此集中，就越是需要美式“民主”的外包装。当然，美国的新贵，或更准确地说是寡头集团，并非只凭借高贵的出身和血统就能跻身新兴的寡头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算是民主的，这一点和古罗马或大革命前夜的法国那些颓废贵族是一样的。 　　《美国宪法》严禁继承贵族的头衔。但它不禁止贵族富有，不禁止美国寡头集团存在。1694年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时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自由进入”式的贵族治理曾经是英国成功的秘密，也是正在兴起的美国帝国的活力所在，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深的秘密。这个美国帝国后来被亨利·卢斯命名为“美国世纪”。 　　在19世纪后半叶，任何人只要足够聪明并有决心有能力从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游戏中胜出，抓住到手的财富，都可以有资格成为贵族寡头的成员，不太受阶级、宗教或国籍的限制。不过种族背景在美国仍然是进入更高权力圈的障碍，打破这种障碍还要等待至少一个世纪。在19世纪末期，这个寡头集团由摩根和洛克菲勒以及经过他们允许入围的少数精英所领导。 　　他们运用手中巨大的经济实力来导演在经济生活中最终会导致倒闭风潮的事件，制造严重的经济衰退——1893年的恐慌就是这样被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行事机密，配合默契。他们以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来运用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的模式。 　　英国东印度公司掠夺印度次大陆的财富，代表的是它在英国本土的股东的利益和愿望。虽然这个公司拥有私人军队，但是最终实现它的私人利益，还是必须依赖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的保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840年打的那场鸦片战争。正在崛起的这个美国寡头集团，跟它的英国前辈亦步亦趋，把触角伸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大力收编州长、议员、法官、报纸总编甚至总统，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这些事实是对美国模式的尖刻嘲讽。由寡头集团和旗下的媒体共同煽动和触发的那些战争，完全服务于这些寡头的利益，无论有多少天真无辜的美国年轻人将要战死，他们一点也不以为意。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扩张高潮，流行着一种“粗旷的美国边疆民主精神和活力”这样的神话。与此相反的事实是，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1873年《重新启用硬币法》颁布并于1879年开始生效后,这实际上使美国加入了伦敦的金本位制，美国金融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的那种程度，是很少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的。到19世纪80年代，两个庞然大物在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中鹤立鸡群。他们最初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成为同盟者。他们这样做倒不是出于喜欢对方，而是出于讲求实效的实用性。这两个家族是洛克菲勒和摩根，它们的结盟始于20世纪初，造成了金融和工业实力最大规模的集中；它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难怪美国国会的批评者给它定名为“金融托拉斯”。 　　摩根财团要成为美国货币权力的“定音”者，还得等几年的时间,需要完成一系列阴谋策划的诡计，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充满了腐败黑暗。1893年的恐慌导致经济衰退达四年之久，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J．P．摩根领导的货币托拉斯是如何不惜血本地要攫取权力。 　　精心策划的1893年恐慌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财政部将白银和黄金一样视为货币金属。这实际上是一种金银复本位货币体系。白银大量流通于美国西部，农民和小店主喜欢使用白银来发放低息信贷，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以一种精心指导的方式通过联邦政府来扩大这个货币基础，将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在19世纪 90年代以摩根家族为首的纽约银行辛迪加的立场与此恰好相反。他们看见的是一条黄金路。由于他们与伦敦金融城银行的特殊的联系，他们看出操纵黄金是掌控美国国家货币权力的最佳路径。当时世界上的货币黄金供给被一小撮纽约银行界和伦敦金融城大亨所控制着，其中最大的是罗斯柴尔德（又译作“洛希尔”。——译者）勋爵的银行集团。 　　纽约银行家并不在意来自白银的竞争。他们在伦敦金融城（当时世界金本位制的心脏）里的银行盟友最想要的是美国实行单一金本位制，这样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他们的盟友，即摩根-罗斯柴尔德的美国银行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等人，狡猾地利用了伦敦银行业同盟者的支持来控制美国的信贷市场，以牺牲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获取他们的一己私利。 　　恶名远扬的1893年恐慌实际上是摩根利益集团操纵的，他们的同伙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们的目的是把白银逐出流通，并且将美国的黄金更牢固地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在操纵若干起金融恐慌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得到了钢铁和铁路的控制权，深入到美国经济的核心,这可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摩根公司有一个急先锋，约翰·G．卡莱尔。他是民主党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部长。在得到摩根及其朋友的财政支持成为总统之前，克利夫兰是纽约一个平庸的政客。当上总统之后，他有两位座上客，一位是J．P．摩根，另一位是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后者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子。（Robert McElroy,Grover Cleveland,　Harper & Bros．,New York,1923,II,21,999）伦敦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说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是卡尔·迈耶·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私生子，后被男爵收养并视为己出。此人取了个较少引起争议的名字——贝尔蒙特，被派往美国为罗斯柴尔德打理在美国的商业利益。 　　一支手洗干净了另一只手…… 　　摩根和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说服克利夫兰总统，让财政部长约翰·卡莱尔发行美国债券,这些债券只卖给摩根和贝尔蒙特。作为交换，私人银行家们用政府急需的黄金支付财政部，作为美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的财政部至少要保持手中有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要低于这个数字，就意味着美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就得拉响警报。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私自将国债大打折扣售与摩根银行辛迪加，价格对摩根公司太有利了。这帮银行家一转身立即将这些债券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公众、地区性的小银行、保险公司等，从这笔交易中大赚一把。把这个腐败圈画圆画满的那一笔，是克利夫兰总统的前法律伙伴F．L．斯特逊，他把摩根公司收为客户，亲自为该公司同美国财政部谈判债券发行的条件。对这种勾当说一句“存在利益冲突”，再说一句“违背公众信任”，好像还是太温和了一点。 　　克利夫兰以私定的勾结价出售给摩根辛迪加的债券，达1．62亿美元之巨。这一内部交易在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在纽约的反腐报纸《世界报》上披露之后才被迫停止。 　　摩根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接管”始于1893年。在当年年初，克利夫兰第二次当选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挤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行动马上就开始了,这是摩根和贝尔蒙特秘密怂恿的。根据摩根和贝尔蒙特的指示，伦敦各家银行沆瀣一气,纷纷抛出了它们手上的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要求用黄金支付。 　　财政部根据当时的法律,可以用黄金也可以用白银来偿还公债,而且法律还赋予了财政部部长支付黄金或白银的决定权。本来用白银偿还国债就可以结束黄金的囤积恐慌，势力强大的白银游说集团也在敦促财政部用白银而不是黄金支付公债。但财政部部长卡莱尔听从了摩根和贝尔蒙特的秘密建议，拒绝用白银，而是只用黄金来偿付债券。随着美国政府黄金储备的快速消失，恐慌进一步加剧。 　　这样一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耗尽。到1893年4月，自从1879年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第一次下降到1亿美元以下。至此陷阱已经设置完毕。 　　当年5月，大规模的恐慌爆发。数周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政府宣布它将不再接受白银来铸造硬币。经过了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印度已经是世界上白银最多的国家。 　　连印度殖民地都拒绝白银了，这可是给伦敦和纽约银行家在美国永远废除白银作为货币的阴谋蛋糕上又涂了一层奶油。国际白银价格灾难性地下跌了50%，在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遭到货币恐慌打击的圈内人不能不怀疑，女王陛下英帝国皇冠上的印度明珠，一定是受到伦敦金融城和纽约某些银行的怂恿才拒绝买卖白银的。那些银行从黄金恐慌中将赚得钵满盆满！ 　　1895年初，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又一次被耗尽。那些黄金是它刚从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辛迪加手中以高利贷价格买来的。黄金到哪里去了？纽约的银行私人黄金持有档案表明，1895年1月，26家纽约银行的金库里仅有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最低限额是1亿美元，一旦低于这个水平，美国的金融稳定就面临威胁。据报道，克利夫兰总统大叫：“银行已经套住了国家的咽喉。”他小心翼翼地没有告诉不知情的公民，这些银行套住国家咽喉的绳索就是他提供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以摩根公司、代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施佩耶尔为首的银行家辛迪加出场了。银行辛迪加慷慨而又主动地表示愿意将他们私人的黄金出售给美国财政部,但他们可是要赚钱的。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 　　1893年黄金囤积恐慌导致全美银行信贷萎缩，从而引发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美国纸币的持有者根据法律可以要求变现财政部的黄金。恐慌的结果就是大多数银行惧怕贷款。 　　1893年5月至10月期间，美国全国银行贷款总额萎缩到令人惊恐的3．18亿美元。活期拆借款的利率竟高达70%，因为银行和私人都尽量用黄金支付。美国出口到伦敦金融城（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为首的银行辛迪加在此占有统治地位）的黄金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黄金恐慌严重地削减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了赤字，迫使财政部用宝贵且日益短缺的黄金储备来支付当前账户上的开支，进一步影响了黄金储备。 　　由于银行收回了贷款，信贷危机引发了从东到西席卷美国的商业破产浪潮。西部的农民和白银矿主认为,正是“东部的”黄金银行偷偷地挖了白银货币的墙角。没错，这些人干的正是破坏白银担当过的货币的角色。 　　1893年8月，克利夫兰总统按照J．P．摩根和贝尔蒙特的建议，召开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议题是废除《谢尔曼白银法》。根据此法令，美国财政部曾经用纸币钞票购买了白银，而这些钞票可以被其持有者兑换为黄金。《谢尔曼法》原本是在农民和小业主施压下通过的。这些人现在面临着萧条和破产，起因就是被迫转向单一的以黄金为基准的美元。克利夫兰说，政府停止了白银买卖，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金融灾难。总统说得很好，但是和总统的说法相对照的、可以被预先证实的事实是，白银虽然很充裕，却再也不能充当黄金的替代物了。 　　《谢尔曼法》在西部和南部农民以及小业主的抗议声浪中被立即废除了。纽约的银行大获全胜，而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是最大的赢家。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拜伦后来戏剧性地称之为被“钉上了黄金十字架”的那个情景，真的发生了。 　　摩根、贝尔蒙特及其华尔街老朋友的胜利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1897年1月，货币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大体上都出自D．劳伦斯·劳林教授之手。1899年12月提交众议院的《金本位制法案》于1900年3月通过并成为法律。该法律规定只有黄金美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白银则成了辅币。 　　克利夫兰总统委派摩根在华尔街上建立一家私人辛迪加，为美国财政部筹措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的一半将来自欧洲，并用这些黄金发行公债，使国家金库恢复到实有1亿美元储备的水平。财政部的公债以极低的优惠价格独家出售给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然后，摩根将公债再次以很高的溢价转售给地区性小银行和保险公司：它在这个交易的两头都赚了大钱，而代价却是牺牲美国经济的健康。 　　在随之而来的持续了整整4年的大萧条中，资本品的销量跳水，利润大跌，萧条袭击了所有的城市。在这场萧条中，有1.5万家企业、600家银行和74家铁路公司破产。萧条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大规模的抗议，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了激烈的暴力行动。在失业高峰时期，劳动大军创纪录的失业率达到14.5%。据另外一些人的估计,失业率甚至高达25%。费城和里丁铁路的经济破产是第一个发生的事件。J. P.摩根安排了一次对铁路信贷的抵制，推动了铁路股票急剧下跌，同时又以极其便宜的触底价格悄悄地获得了这条连接宾夕法尼亚州广大的无烟煤矿的铁路控股权。 　　到1893年5月15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许多大的铁路公司，如联合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圣塔菲这些铁路公司，都被迫宣布破产。美国一连串的大铁路企业倒闭，为极有偿付能力的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的银行提供了“黄金机遇”，使得他们牢牢控制了美国铁路网，而在当时铁路网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心脏。

　　美国寡头集团的60个大家族 　　美国在1861～1865年南北战争和1879年的《重新启用硬币法》之后的经济繁荣岁月里，涌现了一批商业大亨，他们用诈骗、贿赂政府官员和国会、贪污以及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做法，积累了巨额财富。 　　铁路是美国经济成长的核心，反过来又刺激了庞大的钢铁产业的扩张。随着铁路网从东到西扩张，美国的电报也需要大量的黄铜来生产金属线。大多数大型铁路的建设并没有用过摩根的钱，用的是公共资金和公共的土地（根据全国国土规划的法律。——译者。）J．P．摩根只是像猎鹰捕食一般地掠取了这些铁路，就此控制了整个美国经济。到1901年时，摩根利益集团控制了南方铁路公司、莫比尔-俄亥俄铁路公司、女王-新月公司、佐治亚中央公司、佐治亚南方-佛罗里达公司、梅肯-伯明翰公司、费城-里丁公司、伊利铁路公司、新泽西中央公司和亚特兰大海岸线公司，据估算共计有长达5.5万英里的铁路。铁路公司控制了铁路轨道的交通权、煤矿、车站，连接了竞争的线路和到汽轮码头的枢纽。 　　新兴的美国富豪和寡头披着美国式民主的外衣、编造了“强悍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神话，用来为他们的巨额收益辩护，掩盖财富真正的来源。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摩根和洛克菲勒已经成为强大的金融托拉斯巨头，强大到可以控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政策。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民主”这样美好概念存在的余地。权力就是他们交易的商品。这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创造出来的美国贵族，不论怎么看他们都和英国、德国或法国有头衔的贵族一模一样，而这恰恰是《美国宪法》所禁止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寡头集团和富豪统治——最有钱的人为一己私利实行的统治。 　　有大约60个家族组成了紧密勾结的富豪财富网络，他们中有洛克菲勒、摩根、道奇、梅隆、普拉特、哈克尼斯、惠特尼、杜克、哈里曼、范德比尔特、杜邦、古根海姆、阿斯特、雷曼、华宝、塔夫脱、亨廷顿、巴鲁克和罗森瓦德。这个富豪网络通过贿赂和压制等手段，控制了20世纪黎明时期美国的命运。60个超富豪家族通过王朝一般的联姻和公司的交叉持股，在20世纪初，控制了新兴的美国世纪的所有产业和银行机构。 　　这些美国寡头新贵中最富有的人之一，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通过贿赂州立法者，违法实行歧视性运输费率并从中获利。当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已经控制了从纽约市发出的所有铁路，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优惠运费价格，同时向农民征收（按正税计算）50%的牛奶（附加）税，这些牛奶必须通过范德比尔特的铁路运送到市场去。农民们得不到任何优待，而新兴的大型农工商企业却得到不少优惠。范德比尔特后来投靠了摩根集团。 　　当时，通过欺诈和贿赂手段而致富的还有一个家族公司——费尔普斯和道奇家族的费尔普斯·道奇公司。这家公司进口诸如锡、黄铜和铅一类的金属，这些金属是19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美国建筑业高涨时大量需要的原料。该公司由安森·格林·费尔普斯和威廉·道奇于1834年建立，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树立了一副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商人的形象：他们为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提供捐赠等。事实并非如此，1873年的一次美国政府审判认定，费尔普斯·道奇的财富也是建立在大量诈骗、非法活动和贿赂之上。因为该公司从秘鲁和智利进口黄铜在报关时的欺诈行为被揭露，纽约地区法院对该公司判处罚款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这家公司所干的勾当就是贿赂美国海关官员和骗税。 　　这份美国劣迹富人的名单很长，其中包括了大多数最受人尊敬的那些家族的名字，他们把欺诈、腐败和贿赂政府官员得来的财富捐赠给美国博物馆，资助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美国的著名大学，这些大学的许多教席和教学大楼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些慈善活动还为他们赢得了一块又一块铜制的奖牌。 　　这个名单还包括铁路巨擘爱德华·哈里曼。他是美国外交家、间谍、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腹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的父亲。哈里曼使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线的控制权，同时还收购了南太平洋公司。 　　哈里曼建立了一个控制着至少17家美国大铁路公司的帝国，他擅长股权稀释和做假账，其手段之高明足以让安然公司的审计者赞叹不已。一份美国政府1907年的报告指出，哈里曼获取如此多铁路线的目标是“消灭横跨大陆的运输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垄断的目的而限制竞争，这种行为违反了联邦和各州的法律。 　　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付劳工 　　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在当时成了报纸调查和公众强烈抗议的焦点，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904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大公司滥用自身权势的行为,其中包括标准石油托拉斯、摩根的美国钢铁托拉斯、糖业托拉斯等。 　　表面上看起来，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是摩根、洛克菲勒或哈里曼这些具有垄断不良行为的公司，事实却完全相反。一份190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曾宣布“一切限制贸易的联合”都为非法。该法律却从来丝毫也没有妨碍过哈里曼或其他大公司巨头的垄断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平息公众愤怒的政治伪装而已。权势显赫的哈里曼及其朋友们从未遭到过反托拉斯诉讼，而无数的小业主却在该法令颁布实施之后纷纷锒铛入狱。更恶劣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却成了一种阻止美国工会发展装大的武器，因为最高法院判决,工会组织罢工是一种“限制贸易的联合”。 　　工人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直至建立工会，合理合法,而摩根及其寡头朋友们却大造舆论,对工会进行压制。美国最高法院是寡头保守主义的堡垒。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各州不得限制私人企业的（过长的）日工作时间。3年后的1908年，在丹伯里·哈特斯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工会不得进行抵制活动。 　　1902年，乔治·贝尔案正是这种打压的具体体现。摩根安排他当上了费城-里丁铁路公司的主管，宾夕法尼亚的矿主们提名要他出面领导与罢工的煤矿工人的谈判。费城-里丁铁路公司当时专营无烟煤的运输业务。煤矿工人当时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工资提高10%，要求承认工会是他们今后与资方谈判的代表，并且动用了他们唯一的武器：以拒绝劳动来要求减轻工作压力。 　　刚一进入谈判，贝尔就向新闻界发了一封公开信，宣称“劳动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和关照，但不是由罢工煽动者来保护，而是由全能全知的上帝赋予国家财产利益的基督徒来关照”。贝尔因此获得了一个乔治·“君权神授”·贝尔的绰号。在石油成为主要能源之前的几十年里，煤炭是基本的能源，用于家庭供暖、生火做饭、工厂动力和发电。 　　贝尔本人像同时代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和他们的大多数同伙一样，是一个铁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信上帝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控制了商业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他们比手下的工人更优越。当罗斯福总统被请来参与谈判解决方案的时候，“君权神授”贝尔却对总统说：“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只有当贝尔的顽固将引发全国性的动荡时，摩根才与政治上更为精明的罗斯福一道进行干预，制定强迫性解决方案：在工作时间和工资方面作出让步，但仍拒绝承认工会。 　　这场无烟煤罢工和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在19世纪终结时,美国劳资关系绝对是一边倒,偏向资方。这是一个由贿赂和威胁主导的寡头集团。他们还需要学习增选成员和自由主义改革等微妙技巧来维护对权利的控制。由于公众普遍支持矿工，西奥多·罗斯福宣布他在劳资之间达成了“公平交易”（又译作“公道政治”。——译者），确立了在某些罢工中实行总统干预的原则。 　　罗斯福更为人知的名字是他姓名的缩写TR，他自诩为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胡安山之战的战斗“英雄”。那场战争是一次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动，却让罗斯福成为广受欢迎的政治候选人，绰号“狂野骑士”（狂野骑士是美西战争中美西第一骑兵团的外号，罗斯福当时在该团任中校。——译者）。他宣布了他的“公平交易”。 “让我们所有人都信奉过去大家熟知的口号：诚实、体面、公平交易和常识……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的价值和业绩来对待他。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因为他没有权利得到更多，但是他得到的不应该更少。”（Theodore Roosevelt,Speech．）这些话正合新闻报道的味口，而与此同时罗斯福正继续与摩根公司进行秘密交易。 　　这个策略性的转移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公开不与资方站在一起反对劳工。它为共和党的罗斯福赢得了普通美国工人，尤其是蓝领的支持，他们的选票正日益变得重要。但是，特迪·罗斯福丝毫没有改变他对财富权力的忠诚。他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能感觉到美国变革之风吹拂的方向，并能熟练地利用它来保持共和党对高管人员的控制。 　　把罗斯福的“公平交易”标榜为美国政治上的“进步时代”的起点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控制美国财富的寡头家族在如何展现自己的形象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老道,最精于此道的无疑是摩根。在这位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阴谋家和骗子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面前，所有的美国实业巨头都只能自愧不如。

　　J.P.摩根登上了王位 　　J.P.摩根因为在1893年与贝尔蒙特合谋策划了那场大型金融危机，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银行家之一。在他24岁刚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就以欺诈手段做了一笔生意，把美国军队过剩的旧步枪买下来再重新卖给美国政府去打内战。这批步枪是他通过名义代理人从纽约的美军军火库购买的。他的代理人偷偷地以每支枪3．50美元的价格购得5000支枪，把有缺陷的步枪作为完好的新枪，然后按每支22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圣·路易斯的陆军司令部。从此开始了他欺诈、蒙骗和腐败“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 　　在J．P．摩根忙于买卖步枪蒙骗美国政府的时候，其父J．S．摩根（摩根·皮博迪公司这家银行的合伙人）把家搬到伦敦，与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一起，担任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驻英国的财政代表。 　　在摩根与乔治·皮博迪建立合伙关系的时候，皮博迪是林肯政府驻伦敦的代表。林肯政府那时正全力以赴投入，力图使北方联邦战胜南方邦联。一份颇受尊敬的麻省报纸《春田共和报》1866年曾报道说，皮博迪和摩根“……在我们为国家的生存而战时既没有表现出任何忠诚也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完全像英国人一样，不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成功，他们只为南方而不为国家说话和做事。”《纽约时报》就摩根和皮博迪在伦敦的活动也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乔治·皮博迪公司那样让我们欠欧洲的债务（借据）在我们的货币市场上泛滥，并且打压它的价格，削弱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信心，而且他从这里赚的钱比任何人都要多。” 　　根据《美国宪法》，皮博迪和摩根在伦敦的活动已经构成明确的叛国罪。（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66．）有其父必有其子，J．P．摩根依靠欺诈、叛国和蒙骗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银行和工业帝国，更有欺骗意味的是,此人始终刻意让有关他的所有新闻报道将他描绘成一个具有基督徒美德的慈善家。 　　J．P．摩根的银行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1913年他参与建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也得到了摩根银行的支持；这个“理事会”是一家私人智囊机构，就是它制定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在《道威斯计划》的幕后也有摩根银行，该计划要求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支付战争赔款。 　　这些事件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摩根在1907年恐慌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随后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美帝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击败德国的挑战，最终在战争的废墟上继承破了产的英帝国往昔的地位，摩根1907年走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摩根和洛克菲勒导演了“1907年恐慌” 　　1893年恐慌的赢家是摩根、时任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斯蒂尔曼，以及为数不多的以贝尔蒙特和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券商交易所。那次恐慌是他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挤兑黄金的行动。 　　J．P．摩根利用这次危机取得了对美国钢铁和铁路两个战略产业的控制。他于1901年控制了美国的钢铁业，合并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和其他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创建美国钢铁公司的过程中，摩根为他的新钢铁托拉斯（世界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发行了名义价值高达14．02亿美元的“注水”股票。 　　美国公司调查局的一项调查确定，在售与公众的资本化的股票中，有一多半（即7．27亿美元）的发行价值没有任何实物财产依据，摩根实际上是把未来的利润都资本化了，这同安然和世通这样臭名昭著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股市狂热中的行为如出一辙。此外，摩根又创建了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其他无数大型产业集团，端坐其上的正是J．P．摩根公司这家银行。 　　斯蒂尔曼的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集团），即约翰·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是美国当时最大的银行。摩根和斯蒂尔曼1893年后上演的“救市”行动挽救了美国财政部，但却严重地伤害了克利夫兰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农民派，这成为1896年选举中的一个大问题；银行界为此遭到倡导使用白银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攻击。 　　标准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与J．P．摩根及其华尔街上的银行家同伙们，向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大笔捐钱。麦金利在1896年击败了白银倡导者布赖恩赢得大选。麦金利来自俄亥俄州，该州就是标准石油的家乡，他的职业生涯就是由洛克菲勒的合伙人马克·汉纳一手安排的。汉纳是约翰·洛克菲勒读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其商业合伙人。麦金利当选美国总统，是洛克菲勒与摩根华尔街集团之间密谋串通的结果；汉纳代表洛克菲勒家族，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代表摩根的利益，他们事先进行过秘密会晤。对于摩根和洛克菲勒来说，麦金利当总统等于总统权柄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借助金本位制，麦金利于1900年再次当选连任。至此金银复本位制的白银集团全军覆没，摩根及其纽约小集团和伦敦盟友接管美国财政的道路已经扫清。 　　到了1907年，摩根和洛克菲勒金融集团已经准备好向美国经济发起下一轮金融进攻,这就是后来被称为“1907年恐慌”的金融危机。这是金融政变之前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1913年他们将要发动规模最大的（金融）政变——通过1913年《联邦储备法》。在该法案中，懵懵懂懂的美国国会将自己本应该控制的印刷货币的这项权力，拱手让给了私人银行家财团。 　　1907年发生的一切都与一家纽约银行有关,这家银行叫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这是一家中型银行，行长是独断专行的查尔斯·巴尼。巴尼及其合伙人弗里德里希·A海因茨正在打算大量收购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十分抢手的金属黄铜的大型供货商。因此，海因茨迎头撞脸地和强大的洛克菲勒集团对抗上了，因为控制这家大型联合铜业公司的正是洛克菲勒，对于出生在蒙大拿的海因茨这个外来的暴发户对手，洛克菲勒毫无怜悯之心。 　　1907年10月14日，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每股超过62美元。 　　仅仅两天之后它就以15美元收盘，把F．奥古斯图斯·海因茨逼上破产的穷途末路。洛克菲勒将几百万磅黄铜投放到市场，造成黄铜价格暴跌，连带着海因茨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海因茨作为一个商人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不属于富豪卡特尔，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特立独行的人，并没有留心摩根或洛克菲勒的权势，结果悔之晚矣。 　　海因茨在纽约也有自己的银行，即商业国民银行，他是用自己的资产进军被洛克菲勒主导的黄铜市场的。海因茨银行的董事C．F．莫斯与其他6家中型纽约银行有业务联系。这个信息被泄漏给纽约新闻界，马上引起存款人的恐慌和提款，这6家银行和商业国民银行都遭到挤兑。另一条新闻引起了全面的恐慌：纽约第三大信托储蓄银行（即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总裁与商业国民银行董事莫斯也有业务联系。这条新闻立即触发了挤兑行动，规模较大的尼克伯克信托公司也遭到挤兑。 　　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即刻遭受重创。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被迫求助于私人银行的票据交换所协会。这个票据交换所协会的头头不是别人，正是J．P．摩根。 　　摩根要求首先对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账簿进行审计，然后再考虑可能的援助或救助方案。审计组的负责人是摩根的亲信和雇员本杰明·斯特朗，他后来当上了美联储的第一任主席。审计之后的结论是，由于有关银行资不抵债的谣言已经传开，摩根拒绝提供紧急信贷来阻止存款人取款的恐慌。 　　接下来掀起了一波对其他信托银行更大范围的取款挤兑浪潮。根据纽约当时的法律，主要贷款给房地产的信托银行可以比诸如摩根或洛克菲勒城市银行这样的国民银行持有有更低的储备金水平和执行更宽松的规章制度。恐慌的蔓延，正如此后1911年的国会调查中所写的，是精心策划的，故意传播的谣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摩根的亲信们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大肆散布谣言，这些报纸包括摩根顾问威廉·拉芬的《纽约太阳晚报》和阿道夫·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新闻报道专门盯住几个信托银行做挤兑报道，如美国信托公司，这是摩根和洛克菲勒意欲除掉的公司。 　　对美国信托公司的挤兑是媒体报道之后才开始的。该银行实际上具备偿付能力，但是它在田纳西煤矿和钢铁公司里也持有大宗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丰富的矿石储藏，为摩根新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所觊觎。摩根要求美国信托公司一定先同意将它全部田纳西煤炭和铁矿的股票都拿出来作抵押，才肯提供摩根银行家辛迪加的流动资金，那里的矿山是美国已知品位最高的铁矿石储藏之一。摩根甚至还特意派他的两个副手——美国钢铁公司的亨利·克莱·弗里克和埃尔伯特·加里——去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他们拿到罗斯福明确的意见，同意暂停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以便美国钢铁公司吞并田纳西钢铁公司,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拯救国家”。罗斯福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解散托拉斯的人，实际上他与金融托拉斯，特别是摩根利益集团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总是远远地躲在幕后。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罗斯福总是与洛克菲勒集团、摩根集团或二者的主要代表一起讨论重大的公共政策，他让这个做法形成惯例。他曾将他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的草稿交给洛克菲勒的银行家、国民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答应根据斯蒂尔曼的想法修改货币问题的部分。1903年10月，他曾邀请摩根到白宫进行私人会晤。一项1912年美国参议院特权和选举委员会关于政治收买和贿选资金的调查发现，罗斯福总统曾秘密与铁路大亨EH·哈里曼就政治任命和竞选捐款通过信。 　　由于心理上遭到重大打击，巴尼在一个月之后自杀身亡。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其原因是缺乏现金的信托银行靠出售股票来筹措资本。国家陷入又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达13个月。全国的地区性银行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存款兑换成黄金，它们担心会失去“硬通货”。在某些方面，这场萧条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2007年爆发的银行间信心崩盘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在1907年还没有公共的“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实施干预。 　　直到罗斯福宣布暂停执行反托拉斯法后，恐慌才渐渐平息下来。摩根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田纳西煤炭和钢铁公司的矿石资源。 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消除了来自海因茨的黄铜竞争。一当摩根从美国信托公司拿到田纳西煤矿的股票，报刊也就不再散布谣言，银行又恢复了正常营业。轻信的公众听到的是，无私的J．P．摩根对国家的银行系统实施了一次“英雄般的拯救”。只有少数人并不相信摩根、洛克菲勒及其华尔街亲信真的抱有利他动机，这些人中包括力挺白银的民主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在一份陈述中公开声明：“无耻的金融家应该遭到唾弃，他们手中握着打家劫舍掠夺来的财富，他们玩弄最高级的金融手段，对整个国家进行剥削。” 　　一份不受欢迎的财政部建议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具有干预的力量和向缺乏信贷的银行提供贷款的实力，并且可以通过财政部长行使这个权力。可是在辩论为何反复发生银行恐慌的时候，这个事实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起。财政部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并且将国家的信贷过程纳入联邦指导和公众控制之下；国会应拨备紧急储备基金，由财政部长全权处理。这是在《美国宪法》第1条中就明确规定了的。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莱斯利·肖坚决主张更多地运用美国政府的实力来控制货币市场的危机。在1907年恐慌的前一年（即1906年）的一份美国财政部报告中，他写道： 　　“如果财政部长得到了在他认为必要时可以存入或取出银行的1亿美元，除此之外,如果他还被赋予了控制若干家银行准备金的权威，有权随时紧缩全国银行流通（规模），那么我的判断是，只要不发生工业停滞，那么他完全有能力平息任何威胁美国或欧洲的恐慌。世界上没有任何中央银行或政府银行拥有（美国）财政部长那样的权威，可以让他随时出手调节全世界的金融形势。” 　　美国财政部长关于在爆发流动性危机时使财政部成为银行业“最终贷款者”的建议并非异想天开。到1899年，恰好在世纪之交，美国财政部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中央银行都多的黄金储备，比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都还要多。美元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而且美国当时还是由财政部直接控制金本位制的管理，不像欧洲大陆和英国那样由私人银行控制。 　　然而，摩根、洛克菲勒以及当时金融托拉斯背后的精英集团却对这项公众或政府解决方案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操纵这样的局面谋取私利。他们决意利用制造恐慌和危机氛围来推动他们最厚颜无耻的计划：从美国联邦政府手中攫取铸币权，控制货币的供应。他们已经想好了要建立一家完全掌控在摩根、洛克菲勒克及其盟友手中的“国家”银行。 　　1907年3月，财政部部长肖莫明其妙地退休了。他的继任者乔治·科特柳是摩根亲朋好友圈子里的人。有科特柳在位，摩根及其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摩根在危机中闪亮登场，被他们一伙的金融报刊公开吹捧为救星。那时的摩根的确顺风顺水，股票价格格外地有吸引力。他一边购买大公司股票、扩大他庞大的工业帝国，一边公开宣称他对市场很有“信心”。如前所述，那时的摩根已经主宰了美国的私营铁路。1889年，在纽约摩根公司总部召开的一次有各大铁路运输公司老总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摩根建立了一个非法的价格垄断卡特尔，把运费提高了很多。被泄漏出来的秘密会议纪要表明，为了维持运费的垄断定价，摩根对不肯就范的铁路公司以冻结贷款相威胁。他预演了数十年后的那个模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纽约银行家们通过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采取的行动，用的就是同样的套路：“不按我们的规矩玩游戏就是死路一条……” 　　1907年的银行危机与一个世纪之后的2007年8月在纽约爆发的银行同业拆借危机太相似了。不过，2007年摩根的美联储和美国纳税人掏钱，救了几家被指定的银行，其中有摩根和洛克菲勒的后人联合经营的那家银行，即J．P．摩根大通。1907年的那场银行恐慌迫使银行收回向房地产和工业公司的贷款。威斯汀豪斯这样大型的电气公司都寻求过破产保护。1908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站出来，指责“一个阻碍和毁灭繁荣的金融家小集团”为他们的利润“故意挑起最近的恐慌”。对此摩根默然无语。 　　摩根有办法收拾1907年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部长乔治·科特柳给了他巨大支持，为他提供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巨款，这事发生在他与摩根的合伙人乔治·珀金斯在摩根的纽约办公室一次深夜密谈之后。在危机期间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商业机构的稳定，”科特柳说道，“而且还有本市商业界许多著名人物在公共利益方面表现出的最大勇气和辉煌奉献。”科特柳从财政部离职后，由于他忠诚的服务,获得了奖赏，他被任命为摩根-洛克菲勒所控制的综合煤气公司总裁。 　　经由纽约财政部次长的办公室，来自联邦金库的成箱的黄金和满袋的绿背（美国纸币，因背面为绿色得名。——译者）被运送到科特柳指定的银行。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也向摩根保证,说他愿意提供帮助。洛克菲勒在摩根的联合信托公司存入1000万美元，并且许诺如果需要的话，可再存入4000万美元。 　　摩根成功地领导华尔街银行扭转了1907年股市恐慌之后发生的金融大崩溃，而这次崩溃却是他故意发动的。他领导的那个由银行家组成的小集团吸收了大量的政府存款，这些金钱如何用于金融救助都由摩根决定。摩根用这些钱在敌友之间运筹帷幄，赏罚分明。 　　1911年美国国会委员会针对美国商业控制（后来称为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其结果确认摩根公司成员控制了至少47家美国公司的72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价值共计21．04亿美元，在一百年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摩根-洛克菲勒的全国货币委员会 　　1907～1908年发生的这场危机除了极大地增加了摩根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以外，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全国货币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研究货币问题并向美国国会就如何避免未来恐慌和银行业危机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外部操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使它生效，该委员会于1908年成立，其职责是制订一个防止金融市场上再次发生货币恐慌的计划。 　　全国货币委员会的负责人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参议员兼大权在握的参院财经委员会主席。他和州长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中名相同,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岳父，这个小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创建人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奥尔德里奇还有一个称号——“摩根在参议院的场内经纪人”。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和腐败很有缘。1905年《麦克卢尔》杂志（著名的“耙粪” （即揭发黑幕）的刊物。——译者）的一篇文章披露，奥尔德里奇控制了腐败的罗得岛州政治机器，大多数州参议员已经被奥尔德里奇的集团所收买。1881年，奥尔德里奇关了他的杂货店去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申报的财产价值是5万美元。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服务美国参议院30年后寿终正寝时，他的财产价值达到1200万美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不会是靠参议院微薄的薪水、靠勤俭节约能够积攒起来的。 　　摩根和洛克菲勒也许永远找不到一个比奥尔德里奇更精明的人，来推动一个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国会，一步一步走向他们所热望的“货币改革”。奥尔德里奇对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变——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负有重大责任。至于是谁支持了他、这场政变是怎样导演出来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才知晓内情。

　　第三章 银行家的政变：新生的美联储攫取了货币控制权 　　“我确信，威胁我们自由的，不是常备军队而是（私人）银行体系……如果美国人民允许私人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那么银行和那些将要依靠银行成长起来的公司会首先用通货膨胀，然后用通货紧缩……剥夺人民所有的财产，直到他们的孩子梦醒时发现，他们在父辈们征服过的大陆上无家可归……货币发行权应该从银行那里夺回来，还给人民，它应该属于人民。”——托马斯·杰斐逊：《关于重构银行法案的辩论》(1809年) 　　银行家的政变：占领国家银行 　　以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为首的国家货币委员会于1908年成立，仅仅过了一年多，美国这帮银行家的计划制订完毕，这是一个绝密计划，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是美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大的政治性政变，其目标是从美国国会手中夺取宪法赋予国会的发行和控制货币的权力，即使牺牲美国人民的普遍福利，也要为他们的一己私利服务。 　　这些图谋控制美国货币的人决非一般的银行家，他们是美国银行界的另类。J.P.摩根、纽约私人银行库恩-洛布公司的德国人保罗·沃伯格、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J..& W．塞利格曼公司、李·希金森公司以及最后策划了金融政变的其他人。这些人与他们在伦敦的同伙一样，差不多都是国际银行家。在伦敦，这些国际银行家自称商业银行家；在纽约，他们更喜欢“投资银行家”这个头衔。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出于商业的本性，国际银行家都不会忠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哪里能够让他们左右形势并且赚到钱，哪里就是他们的乐土。由于这个原因，保守秘密对于他们的成功来说,对于他们获得战胜对手的优势来说,至关重要。很久以来，从威尼斯共和国开始，他们就知道，贷款给政府和君主，比贷款给私人的好处要大得多，因为那是有条件的贷款，以国家权力支撑的税收为担保，债务肯定能偿还。金钱是敲开权力大厦之门最有效的工具。 　　通过提供信贷或削减贷款，就可以对整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控制，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货币，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货币的控制权，是这些银行家的战略目标。通过控制央行或国家银行来控制国家，对于他们的权力来说至关重要。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过的，国际银行家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就是控制全世界——“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国际银行家，如巴林、罗斯柴尔德、施罗德、摩根、沃伯格、希夫、马利特或塞利格曼，都十分注重同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政府发放债务。他们为政府担保的债券支付很高的溢价，行事极为机密，从不让大众理解他们的金钱是如何在幕后操纵政治决策的，其中包括发动战争、维持和平这样的决定。国际银行家的绝密行动已成为传统和行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政治策划，便于收买政客和法官，出钱发动政变消灭不合作的统治者或国家首脑，为听命于银行家的继任者开路。 　　19世纪时，美国曾经有过好多种银行。在南北战争中的1863年，美国国会依照《国家货币法》通过了《国家银行法》，这部法律的主体部分是由财政部部长萨蒙·蔡斯起草的。新法律指定全国的某些银行业中心为“储备城市”，在那里的地区性银行能够以存款和纸币的形式留存一部分准备金（最低准备金率为25%），放在国家银行的储备城市里，如芝加哥、圣路易斯或波士顿。 　　按照这样的设计，位于纽约市的几个国家银行拥有特殊的地位，它们必须以金币银币或金条银条的形式（作为法币）保留25%的储备金。根据该法律，纽约市被规定为新的银行法之下的“中央储备城市”，这相当于承认它已经成为国家的货币中心，预示了它50年后将被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赋予的角色。 　　地方和地区性的银行在纽约的各家银行存款能够获得利息，因此资本就从地区性银行流向纽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样一来，纽约的国民银行的规模都大得超乎寻常。此外，根据法令，纽约的两家银行，即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和后来的纽约市大通国民银行，被赋予了联邦银行的地位。后者变成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帝国的银行，银行的名字则由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亲自命名。（“大通”是Chase的中文翻译，来自1863年美国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的姓氏。——译者） 　　相比之下，还存在着一个人数很少但极有影响力的私人银行和国际银行集团，因为不向公众出售股票而不受地域的限制，他们做生意不受任何一个州的约束。联邦银行和州法律中的大漏洞被他们利用了。 　　这些“非法定银行”不能够像国家许可的股份制银行那样发行钞票。但是它们却因此而不受管制，可以在它们发现机会的任何地方做生意。在19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里，这些变成了国际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摩根、库恩-洛布、拉扎德、德雷塞尔以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可以在修建国家铁路、为扩展跨越各州界的大工业项目提供融资中最大规模的自由运作金融交易。 　　因为不受州界的限制，这些银行主要用来自伦敦和巴黎的资本，为美国铁路建设所需的巨大花费提供融资，从中谋取高额利润。他们是美国国内的国际银行家。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有两个巨人傲视国际银行业群雄，一个是英国的纳撒尼尔·洛德·罗斯柴尔德手下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另一个是属于美国J.P.摩根的摩根公司。它们并不是总能友好相处。最初这两家银行与摩根紧密合作，很周到地维护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利益。后来，随着20世纪第一个10年接近尾声和一战临近，当英国工业和英帝国明显衰落时，一开始与罗斯柴尔德紧密合作的摩根开始谋求建立自己在金融上的绝对统治，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就开始了。 　　后来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的这个制度，是为确立私人银行,对美国货币体系的控制而设计的,这些私人银行被摩根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小圈子控制,这一切都是经过了精心准备才得以实现的。从《美国宪法》将铸币权明确地交给美国国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私人银行业一直在争取得到大众的支持，获得国家银行的身份，但是它们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 　　美国人对私营央行的仇恨 　　在20世纪初，任何人提出建立美国的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无异于自寻死路。自1787年《美国宪法》通过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在它作为共和国的头120年中经历了两次建立中央银行的失败。 　　第一个国家银行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汉密尔顿于1791年建议以私有的英格兰银行为模式成立一家美国银行。本杰明·富兰克林熟悉英格兰银行和部分准备金融资制度，深知一家私营的中央银行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危险。富兰克林一直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直到他于1791年去世。同年，汉密尔顿推动并通过立法，建立了“美国第一银行”，该银行坐落在费城。 　　内森·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对美国第一银行投入了巨额资本。 　　汉密尔顿的国家银行绝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银行。根据规定，这个银行的80%为私人拥有，其中包括伦敦的银行家，如内森·罗斯柴尔德。通过幕后指导美国第一银行的活动，伦敦的银行家们可以操控美国的金融活动，许多美国人认为成立这样的银行无异于被英国再殖民一次。 　　在汉密尔顿的心目中，国家银行“只要将有钱人的影响和利益与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持久的、无处不在的信贷，这正是它需要的。” 　　美国第一银行的确将两者结合起来了，但并不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普遍利益。 　　美国第一银行被用来存放美国政府的资金和税收，被用来发行钞票、增加该银行认为恰当的货币供给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该银行拥有的1000万美元的资本中80%属于私人投资者。只有20%的银行资本属于美国政府。该银行由1名主席和一个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25人中有20个由股东选出，相当于80%属于私人集团，只有5人由政府任命。 　　托马斯·杰斐逊强烈反对建立一家由私人控制的中央银行。但是，乔治·华盛顿于1781年2月25日签字，使法令生效。华盛顿听信了汉密尔顿的话，置《美国宪法》于不顾，做了这件事。宪法规定美国的货币控制权在国会手中，而且并没有授权国会将这项权力委托出去。（《美国宪法》第一章“立法权”第八款。该款写道：“国会有权规定并徵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以合众国的信用举债……铸造货币，调议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标准……”） 　　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十分明确，目的就是要防止货币供应落入银行业之手；宪法将货币发行权直接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国会。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认为国会是政府的三个分支中最具有共和国性质的分支。 　　续签美国第一银行许可令的努力，在1811年的国会因参众两院各少一票而告失败。该银行受到指责，被认为对国内批发价格的大幅上升负有责任。 　　1812年，美国国会在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敦促下，以某种无法理解的理由向英国宣战，这就是1812年战争。美国政府因为战争筹款而债台高筑。在4年的时间里，国家负债从4500万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战争期间，国家无视金银的储备数量批准银行增发许多贷款，造成了信贷热。而当战争结束时，这个贷款狂潮也就结束了。 　　1816年，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国会在各种利益集团,首先是私人银行的强烈要求下，决定成立一家以第一银行为基础的新国家银行，命名为美国第二银行，这家银行还是设在费城。它的营业许可为期20年，于1836年到期。 　　美国第二银行也规定只允许政府拥有20%的资本，80%的资本属于私人。它必须创造一种单一的国家货币,可以购买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债务，可以接受美国财政部的资金作为自己的存款。作为私营的第二银行，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权，同先前汉密尔顿创立的那家银行一样。 　　1816年5月10日，在5年没有国家银行、又与英国打了一仗之后，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建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令,允许它经营20年，并将资本金提高到3500万美元。它有权批准成立银行的分行，发行面值不低于5美元的钞票。至此，新成立的银行拥有了控制全国财政制度的权力。 　　1819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宣布美国第二银行符合宪法。这家银行由费城巨富尼古拉斯·比德尔控制，他在1822年之后任该银行的董事长。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1812年战争的英雄，他不信任私人拥有的国家银行，担心将太多的权力授予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国际投资银行、纽约和波士顿投资银行。1832年他否决了给予该银行延续营业许可的提案。 　　为了确保这家银行在到期后寿终正寝，杰克逊命令财政部长将所有政府存款从该银行取出，然后将它们存入州银行。为了报复杰克逊，比德尔缩减了货币供应，引发了1834年的衰退，试图用这个办法强迫杰克逊延续这家私营国家银行的营业许可。他的伎俩是要求立即归还所有贷款，并且不再发放新贷款。 　　但是，比德尔的敲诈没能得逞。1835年 1月8日，杰克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还清了最后一笔美国国债。财政部还积累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这些钱被分配到了各州。 　　在另一次强迫为美国第二银行颁发营业许可的图谋中，尼古拉斯·比德尔在伦敦和欧洲大银行家的帮助下，导演了1837年的恐慌。华尔街的一位大银行家亨利·克卢斯在他1888年的自传中透露：“1837年恐慌中英格兰银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一天中抛售了与美国有关的所有东西。”当时，英格兰银行政策委员会的主要人物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是尼古拉斯·比德尔的亲密盟友和美国第二银行的大股东。 　　罗斯柴尔德在欧洲的金融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金融集团，以伦敦的内森男爵为首，他的兄弟们分布在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它的实力与家族内部的关系如此紧密，具有如此极端的重要性，以至于这几兄弟以及他们后代的婚姻总是局限在堂表兄弟姊妹之间，以便守护家族的财富和秘密，在这样的家族中这也是通常的做法。 　　伦敦的内森和巴黎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都持有比德尔的美国第二银行的大量股票。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当上了美国政府驻欧洲的官方银行家。正如古斯塔夫斯·迈尔斯所说：“法律档案显示，他们握有过去那个美国银行的权柄。” 　　人为制造的1837年恐慌并没有获得续签许可令，这家银行终于寿终正寝了。比德尔和股东把它重新命名为宾西法尼亚美国银行。当它最终在1841年被迫关门时，留下了两家伦敦的商业银行，即巴林兄弟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带来2500万美元的索赔款。对于这两家私人银行，甚至对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说，这都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在一次关于金钱既得利益和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杰克逊总统居然没有因成功地清偿美国的债务而受到赞扬，反而成为美国第一位被问责的总统。责难的缘由是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就将政府存款从美国第二银行（原文为“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译者）取出。 　　1834年3月的问责于1837年在参议院得到了最后纠正。1841年，杰斐逊的终身朋友约翰·泰勒总统否决了两个提案，这两个提案都是想重新向美国第二银行颁发许可令。货币利益集团不断地试图通过一家他们能控制的中央银行来重建对美国货币的控制，但它们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直到1913年。

　　罗斯柴尔德在美国银行业中的角色 　　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当中，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作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被派往美国。他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投资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他办事雷厉风行，以至于日后成为了美国总统和民主党党首的金融顾问。在美国第二银行失败以后，他们的老底被揭了出来，罗斯柴尔德只得通过代理人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名义继续运作。 　　贝尔蒙特的儿子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后来同J.P.摩根一起制造1893年的恐慌，正是那次恐慌铺平了通往美国第三银行的道路，就是这家银行后来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 　　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说过：“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货币最初的发行权应该作为国家政府的独家垄断权保持下去。政府拥有创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创造作为货币的信贷的权利，享有通过课税和其他方式回笼货币和收回信贷的权力，这样的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支出利息去借贷资本，作为资助政府工作和公共企业的方式。” 　　林肯还说过：“政府应该创造、发行和流通所有的货币和信贷，这些货币和信贷将用来满足政府有能力的支出和消费者有能力的购买。创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力不仅是政府的最高特权，它也是政府最大的创造机会。通过采用这些原则，长期以来对统一交换媒介的需求最终会得到满足。纳税人将节省大量的利息、贴现和外汇兑换费用。所有公共企业的融资、维持稳定的政府和有秩序的公共事物的进程以及财政部的行为，都将转化成管理操作一类的问题。人民能够并且即将拥有与他们自己的政府一样安全的货币。货币将不再是主人而将成为人类的仆人。” 　　林肯的话在伦敦金融城里一点也不受欢迎，势力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已经准备好，向无法避免战争的林肯政府提供战争贷款，利息相当于高利贷。实际情况是，林肯因坚决支持工业保护主义而当选总统，弗吉尼亚州和其他6个种植棉花的南方蓄奴州立刻就和北方分离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暗地里怂恿南方同北方闹分离，他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私人代理人，是反对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人物，视林肯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为洪水猛兽。那时，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伦敦金融城各银行是美国南方棉花贸易的债权人，而棉花贸易是英国曼彻斯特各家纺织厂的重要原料来源。美国的保护主义和高额的关税有可能会摧毁他们与蓄奴州有利可图的生意。 　　亚伯拉罕·林肯非常清楚，为什么《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要将货币的权力交给国会而不是私人银行。他长期支持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的保护工业的关税政策，并且是宾夕法尼亚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亲密朋友。凯里支持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经济思想。 　　图宾根大学的前经济学教授李斯特在德国被称为“关税同盟之父”。19世纪20年代，他应马修·凯里的宾夕法尼亚工业促进协会之邀到访宾州。在宾州期间，李斯特撰文抨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英式自由贸易主义，题目是《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该书由凯里出版，他是林肯的顾问亨利·C.凯里的父亲。有意思的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理论成为了金科玉律，所以李斯特的名字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销声匿迹。林肯总统发行的国家纸币叫做“绿背”，这使得美国能够拜托伦敦的银行及其在纽约的伙伴，有钱打南北战争。这也许就是他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就遇刺身亡的原因。 　　林肯没有建立美国第三银行，因为它注定会重新落入伦敦的大银行家和其纽约私人银行家盟友的手中。他利用宪法的权力，说服国会批准发行无利息的“绿背”，数量达1.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以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美国人的忠诚来支持。 　　在战争期间，流通中的合法绿背数量增加到4.5亿美元。绿背在发行的时候不可能用黄金来偿付。它们是美国政府的不兑现纸币，政府许诺用硬币支付持有者，但时间是在今后某个不确定的日期。绿背的持有者实际上是在对美国未来的存在和繁荣下赌注。 　　政府在以前就发行过有利息的战争债券和有利息的钞票。在林肯统治下，官方的这种法币钞票由美国财政部发行。这些钞票不支付利息，但将被用来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不包括进口税和公共债务的利息。称为绿背的美钞允许林肯独立地为战争筹资，而不必依赖索要高额利息的伦敦或纽约的银行。林肯为战时筹款而采用的绿背，使美利坚合众国避免了与私人银行家之间的战争债务纠缠。 　　那时候，林肯还说过：“我看见，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场危机向我们走来，我万分紧张，为我们国家的安全而颤抖。公司已经被加冕为王，高层腐败的时代将接踵而至，在国内掌握货币的权力的人将竭力利用人民的偏见来延长其统治，直到国家的财富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共和国（指美国。——译者）将毁于一旦。” 　　1865年4月14日，亚伯拉罕·林肯遇刺，他中弹后倒在华盛顿一家剧院冰冷的血泊里。仅仅5天之前，南方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县府向北方的格兰特将军投降。就像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约翰·肯尼迪遇刺一样，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这个“孤独的枪手”受到的仅仅是谴责，国会并没有严肃调查暗杀背后的阴谋。 　　虽然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查明，但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表明，暗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受南方邦联的财政部长朱达·本杰明的雇佣而行刺。本杰明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的亲密同伙，他本人又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林肯遇刺后，朱达·本杰明逃到了伦敦，成为南方邦联内阁中唯一永远再也没有返回美国的成员。 　　林肯被刺杀是因为他的货币政策。林肯需要资金来打仗。欧洲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银行家以极高的利率向他贷款。林肯没有接受贷款，而是用其他办法为战争筹款。更重要的一点是，英国银行家反对林肯的保护主义政策。19世纪60年代，有一些英国人确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工业垄断和奴隶制并行不悖。” 　　林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政策本来会消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品投机。林肯制定了温和的战后重建政策，将使农业继续增长。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在打赌，由于紧迫的战后南方重建政策，会出现物价高涨。林肯被看作一种威胁，所以他遭到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同盟的目的是削弱美国，以便他们接管美国的经济。 　　林肯被刺之后，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事件是一场剥夺美国政府对绿背的发行权的战斗，最终目的是以一种建立在黄金硬币基础上的货币取而代之。这种货币将允许持有货币黄金的人，即当时伦敦和纽约国际银行家的精英圈子，通过将美国的货币问题锁定为黄金来控制美国的货币。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黄金掌握在英格兰银行的手里。 　　为重新使用硬币而战 　　东海岸银行家鼓吹用黄金偿付绿背，并且今后只发行得到黄金支持的美国政府钞票。在他们的压力下，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重新启用硬币法》。带头促使国会通过该议案的参议员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亨利·斯托达德的回忆录中，这位《纽约共和党人报》的发行人注意到，谢尔曼参议员“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关系在恢复硬币支付的危机期间是如此亲密，以至于该机构被大家称为‘谢尔曼城堡’。” 　　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创始人是乔治·贝克，他后来成为由精英组成的朝圣者秘密会社的骨干成员。该会社成立于1902年，是正在形成的华尔街英美轴心的导向性论坛。贝克后来成为摩根的亲密盟友，J.P.摩根本人也是朝圣者秘密会社的创始者。 　　贝克和谢尔曼背后的游说集团来自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那些为国际贸易融资的银行以及国际航运商和进口商。他们不得不用金属硬币支付英国和欧洲其他供货商的货物。这些利益团体后来被称为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它们脱胎于强大的以国际银行业为中心的集团。他们通过游说活动有组织地向国会施加压力，向包括纽约商会、波士顿和费城的同业公会和全国的同业公会施加压力。 　　东海岸的国际利益集团曾遭到当时很强大的西部和南部农业势力以及大部分美国钢铁业和小商人的强烈反对。林肯的顾问之一、经济学家亨利·凯里代表的是美国钢铁业。他担心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会提高利率，并且使美国钢铁业在更廉价的英国进口品面前丧失竞争力。 　　凯里写道，东部的纽约、麻省和东部海岸港口各州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对货币权力的垄断。”他指出，虽然在新英格兰和纽约这几个采用金属货币的地方利率较低，但是美国其他地方的制造商和农民要为金属货币支付10%～30%的利率。 　　《重新启用硬币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且遭到农民和小制造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会发生严重的经济紧缩和货币供给的减少。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忧，因为纽约和新英格兰银行家持有大部分美国的货币黄金，全国纸币的持有和分布也有利于同一个东海岸银行业权势集团，《重新启用硬币法》将牺牲其他人而使这些银行获得好处。 　　正是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银行辛迪加于1875年一手促成了《重新启用硬币法》的通过。这个国际银行家辛迪加的成员有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代表伦敦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塞利格曼公司代表塞利格曼兄弟；德雷克赛尔摩根公司（其合伙人是摩根）代表伦敦的朱尼亚斯·摩根公司，这是J.P.摩根父亲的银行。这个辛迪加还包括莫顿·布利斯公司，代表莫顿·罗斯公司。该辛迪加唯一来自纽约的银行，是乔治·贝克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这是花旗银行集团的前身。 　　《重新启用硬币法》规定，到1879年1月1日，所有流通中的绿背都可以用黄金硬币兑换。这个法令是将美国经济置于伦敦和纽约国际银行家控制之下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些银行家能控制私人手里的大部分货币黄金。但是，对于他们的长远目标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它们要的是对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全面控制。. 　　成立于1907年金融托拉斯制造的恐慌之后的这个奥尔德里奇货币改革委员会在1908年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个目标。

　　佐治亚州哲基尔岛上的秘密会议 　　国际银行家集团起草的文本后来成为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它以最机密和最欺骗人的手法干了这件事。在摩根和洛克菲勒克操纵的1907年恐慌之后的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主持国家货币委员会。1910年11月，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同一群美国大金融家一起，乘坐密封的火车包厢，前往摩根的私人海岛度假村，即佐治亚州海岸边的哲基尔岛。要是有哪个好奇的记者发现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家在此聚会，他们就会以打野鸭为聚会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法说他们要去猎的是什么鸭子。 　　除了奥尔德里奇以外，这个行踪诡秘的小组还包括了弗兰克·范德利普，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这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在1907年恐慌之后，摩根和雅各布·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也成了它的股东。经过严格挑选的银行家还有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被摩根控制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查尔斯·诺顿，被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托拉斯副董事长本杰明·斯特朗（摩根的心腹）。这个小组还包括财政部长助理皮亚特·安德鲁。 　　那一年的11月，实力雄厚的洛克菲勒集团也派了两个有影响力的代表前往哲基尔岛。一个是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该公司是仅次于摩根公司的第二大私人投资公司。沃伯格实际上是约翰·洛克菲勒的间接代表，库恩-洛布公司当时是约翰·洛克菲勒的首席投资银行，通过弗里德里克·盖茨以投资顾问身份指导洛克菲勒。它也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哈里曼的银行。上述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弗兰克·范德利普是洛克菲勒集团在哲基尔岛上的第二个代表。 　　出现在哲基尔岛上的银行家小组就沃伯格提出的计划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摩根显然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场的5家主要纽约银行中有3家与摩根银行集团有直接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在1914年决定最重要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人选——本杰明·斯特朗时，摩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杰明·斯特朗是摩根的合伙人。 　　民主党调查“金融托拉斯” 　　哲基尔岛秘密会议数月之后的1912年，由于国会议员老查尔斯·林德伯格提议调查华尔街势力，美国众议院银行业和货币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因其委员会主席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阿森·普约，因此被称为普约委员会。普约委员会的使命从表面上看，是调查美国的银行业和货币的状况。 　　该委员会发出了正式要求，传唤J.P.摩根在美国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他同第一国民银行创始人之一的乔治·贝克、詹姆斯·希尔以及威廉·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约翰·洛克菲勒的兄弟）等人藏匿在他位于纽约的庄园中，拒绝接受传唤。他因为“咽喉疼痛”无法作证。摩根和其他金融托拉斯里的人物后来虽然出席了听证会，但是拒绝说出任何实质性内容。 　　尽管银行家们不合作，该委员会的调查还是得出了结论：金融领导人为了加强它们对多个产业的控制而密谋和滥用了公信力。他们确认，美国的货币和信贷这两个方面都在走向集中控制，通过将银行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银行将他们亲手挑选出来的同伙安置到它们投放贷款或者持有股票的企业托拉斯或工业集团的公司董事会中，从而强化了银行的控制。 　　该委员会在记录中指出，处于金融托拉斯最上层的6家大金融公司控制了最重要的钢铁、铁路、公用设施、石油和炼油以及其他大的工业集团。这个权力的集中通过控制全国主要媒体而完成，全国媒体中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有利于金融托拉斯集团特殊利益的内容。这是一个相互勾结的董事会体系，在它的核心处实施控制的，是由该委员会提名的6家私人银行。该委员会报告提供的细节指出，在1913年，美国这个巨型经济、政治和金融势力的金字塔顶端，端坐着J.P.摩根公司——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普约报告记录的事实表明，摩根通过持股和占据董事会席位，掌握了对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的控制权，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联汇款、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又称“信孚银行”。——译者）、担保信托公司、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纽约中央铁路、北方太平洋铁路、泛北方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普约委员会记录的1913年被摩根集团有效控制的公司总数达到112家。 　　普约报告指出，摩根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他先是以J.S.摩根公司作为伦敦银行的合伙人，后来以摩根·格伦费尔和巴黎银行摩根哈杰斯公司的名义同伦敦银行合伙。摩根再次受到传唤，他出席了听证会但拒绝透露任何实质性内容。他说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逍遥派，不受古怪的法律和共和党政府的任何束缚。普约委员会的记录进一步表明，影响力仅次于J.P.摩根公司的是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摩根在其中也有巨大的利益；居第三位的是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其创建人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兄弟威廉·洛克菲勒，在那里摩根与洛克菲勒集团共享控制权。普约报告还提到顶级金融机构中的私人银行库恩-洛布公司，以及其他两个私人银行——纽约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波士顿的李·希金森公司。 　　这6家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了创建联邦储备体系时的美国经济生活。普约所说的4家金融托拉斯，即J.P.摩根公司、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以及摩根控制的担保信托公司,仅这4家公司就控制了价值达220亿美元的惊人财富；它们的手法是担任公司的董事和持有公司的股票。 　　普约所揭露的看起来是在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范围以内，向金融托拉斯的权势提出的一次严肃挑战。事实却正相反，这是一次由金融托拉斯银行家精心策划的活动，借以提高新近选出的民主党国会在大众心目中的支持度，以便推出民主党版本的国家银行法令，即1913年的《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 　　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的核心部分是民主党律师塞缪尔·昂特迈耶起草的，他又是普约委员会的主调查员。所以与林德伯格的愿望相反，普约调查是金融托拉斯精心设计的一场表演，他们的目的是让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它们自己所希望的控制银行业的法案。共和党人奥尔德里奇提出的计划在摩根控制的报刊上遭到严厉斥责，而《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这个由纽约金融托拉斯控制和主导的模式，却被赞扬为公平而民主的选择。 　　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那一年为普约听证会所做的宣传，实际上为金融托拉斯大开了绿灯，使它得以在不久之后实施最凶猛的政变——全面策划和通过《联邦储备法》，从此实施对美国货币的控制。普约报告指出的纽约银行集团，正是那个秘密集会并且起草了后来成为《联邦储备法》草案的银行集团。因此它们力推并且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就毫不奇怪了。 　　沃伯格计划 　　1916年，B.C.福布斯（与金融杂志《福布斯》创办者同姓。——译者）在《联邦储备法》变成白纸黑字后曾经提到哲基尔岛的秘密聚会。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世人的一个真实故事:著名的奥尔德里奇货币报告是如何写成的。那个报告是我们新货币体系的基础……每一个人都被警告要绝对保守秘密。关于我们将要做的事情，公众不应该获得一点点暗示。” 　　福布斯没有提任何人的姓，他继续写道：“纳尔逊（即纳尔逊·奥尔德里奇。——译者）向亨利、弗兰克、保罗和皮亚特透露，他们将被关在哲基尔岛上，与世隔绝，直到他们为美国编制出一个科学的货币体系，即现行的联邦储备体系，将在哲基尔岛上完成……沃伯格是把奥尔德里奇系统和现行的系统（即联邦储备系统。——译者）结合起来的那个环节。只有他才能使这个系统成为现实。” 　　保罗·沃伯格在形成美国联邦储备模式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他是一个德国人，这实在是一个讽刺。沃伯格随后于1914年被任命为新的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副董事长，任期直到1918年。这里的讽刺意味并不在于保罗·沃伯格是德国人，而在于他的美联储可以变成战争融资手段，从而有可能在1918年击败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 　　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保罗·沃伯格有一个兄弟马克斯·沃伯格，他是德国战争期间的情报部门首脑和德国最强大的私人银行之一汉堡的沃伯格家族银行行长，因为替德国在战时筹款有功而闻名遐迩。而英国战争期间派到华盛顿的秘密情报部门的首脑威廉·怀斯曼，在战争结束后竟然会成为保罗·沃伯格从前的银行——库恩-洛布的合伙人。 　　同床异梦并非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在1910年秘密的哲基尔岛聚会上，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提出了一项骗人的建议，他的目的是使新的国家银行法令能够被国会通过。他故意不说这是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而是听起来无害的“联邦储备银行协会”。他推出的论点是,美国模式与英格兰银行或其他欧洲中央银行不同，是一个分散权力、保证地区性银行业对货币的最大控制的模式。 　　美国最大的银行和货币中心纽约支配一切的影响力，被隐藏在12家独立的地区性银行的面具之下，从旧金山到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亚特兰大、波士顿再回到纽约，一批地区性银行将被建立起来。每一家地区性银行都是私营的，而且将被该地区最有实力的银行或公司所拥有，就像费城银行家莱斯利·肖在1913年就《奥尔德里奇计划》举行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这个货币体系肯定可以做到的是：“你建成一个地方性组织，集中控制就有了保证……你把这些银行网罗在一起，它们就能够具有这个国家除了报纸以外的最大影响力。” 　　在哲基尔岛上制订的奥尔德里奇-沃伯格中央银行计划，被1911年1月11日的《民族》周刊杂志注意到了：“中央银行这一名称被刻意回避了，但是被冠以‘联邦储备协会’这个名称的拟议中的中央组织，其实是被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所通常具有的权力和责任。” 　　按照沃伯格的计划和建议，联邦储备协会的12家成员银行将由私人股东持股并拥有。而私人股东可以为了谋求私利而利用美国政府的信誉；它将控制美国的货币和信贷；它将成为一家发行货币的银行，这意味着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货币或金钱，它将会在战争期间通过创造信贷来为政府筹资。 　　沃伯格是参加哲基尔岛会议的唯一一位对欧洲各种中央银行职能有直接经验的人。他把私营的英格兰银行当作他的储备银行的样板。 　　1943年《美国大百科全书》关于英格兰银行的词条是这样写的：“它的弱点是一个系统中内生的弱点，这个系统已经形成，而受到的立法控制却微乎其微……它的资本为私人所持有，在管理上不受来自国家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 　　随后该词条提到英格兰银行和它的后裔（即美联储）共同的决定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整个历史中，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处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它的发展过程中写着一次又一次把资本贷给国家、借此确认和扩展自己特权的事件……英格兰银行被一个行长、一个副行长和由24名大股东选举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控制，也就是说，这些董事是由股东（即私人股东。——译者）根据董事会提名选举出来的……” 　　为了替君主理财，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授予英格兰银行皇家许可，创建一个拥有“永久利益基金”的银行。这个计划是一名苏格兰发起人兼私掠船（获得国家授权可以攻击敌国商船的民用船只，由英国人最先使用。1856年，欧洲各国签署条约禁止私掠船。——译者）船主发明的，这人叫威廉·佩特森。 　　英国政府的一台永远的货币机器就这样诞生了。永远的国家债务也随之问世。英格兰银行将要为从伦敦金融城中生长出来的那个帝国融资。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会发生的货币的缺乏或流动性的缺乏不会再妨碍英帝国了。依据阿姆斯特丹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个“部分准备金制”银行业，连同“垄断”银行这个激进的金钱观念一起，将要为永远不偿还的贷款把货币创造出来。

　　部分准备金银行业不可告人的秘密 　　部分准备金制度最早在17世纪中叶被阿姆斯特丹银行秘密地采用，唯恐会导致存款户的恐慌，最后它还是引起了恐慌。 　　阿姆斯特丹银行是在阿姆斯特丹市的保护下，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的，在1609年成立的。因为黄金和白银硬币体积巨大，搬运不便，并且有被抢劫的风险，因此商人们创建了银行，按照货币真实的和固有的价值接受外国的和当地的铸币。银行要扣缴数额不大的铸币费和管理费，并且将客户存留的金银数量登记造册。扣除了小额铸币和管理费之后，银行将其余的钱出借给客户。这种信贷就被称为银行货币。与造币厂的标准保持一致的并具有同样价值的银行货币，其价值会逐渐超过在流通中总会磨损的金银铸币。与此同时，一条管理的规则被引入进来，所有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兑付的价值超过600盾的商业票据，都必须用银行货币来支付。这一规则消除了来自银行票据本身的不确定性，迫使所有商人都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进一步造成了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银行货币的需求。 　　然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很快意识到，在任何一个时候，他们收到的存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取出，因此他们开始秘密地着手制定最低平均存款保留标准，把其余的钱贷出去，这样就能用他们借来的存款去赚钱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贷出存款总额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干好像没什么问题，后来贷出增加到50%以上。可是如果公众知道他们的黄金只有50%安全地存在银行里，就有可能发生恐慌。1791年果然发生了恐慌，这家银行也就走到了终点。 　　滥用储户的信用委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银行并没有得到指令来公布这些信息。这就是现代银行原则的开端。在只保留部分准备金的贷款制度中，一家银行或整个银行系统的价值基础，实际上变成了储户的信任，这是一个微妙空灵的价值基础。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会驱使银行最大限度地贷出款项以便最大化收益，直到信贷过剩导致市场崩溃。因为银行可以贷出本来不属于它的资金，因此信贷机制就是通过简单的账目变换，把货币从虚无中创造出来。 　　这就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之前一个世纪中不断被策划制造出来的银行恐慌的历史。摩根和他的精英银行家同伙们想要的是一家由自己选出来的人永久控制的中央银行，一个充当信贷系统保护人的机构，让各种银行都服从银行业统一利益的中央警察，操控银行准备金率的水平，随便提高或降低，以达到维持部分准备金贷款制度运转的目的。它给予纽约金融托拉斯银行的权力，足以对美国信贷实行准垄断，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权力令人畏惧。 　　共和党银行家收买民主党人实施政变 　　到1910年时，摩根和金融托拉斯已经决定，有必要推行新版的私营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心游戏，这是他们自己的版本，不用阿姆斯特丹市来签字认可，而是要由对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和尊重来认可。 　　由于在整个国家和国会中，特别是民主党人（如查尔斯·林德伯格）和进步的共和党人（如罗伯特·拉·福莱特）中，存在对金融托拉斯严重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所以有必要对这个计划进行欺骗性伪装：以攻击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和《奥尔德里奇计划》为掩护，推出沃伯格的中央银行计划。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在国会举行了听证会，批评奥尔德里奇委员会的工作是浪费公共资金，谴责奥尔德里奇计划是“将投票的控制权置于大银行之手。” 　　虽然大力谴责奥尔德里奇计划是“中央银行计划”，国会议员格拉斯自己的《联邦储备法》恰恰充满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并且让金融托拉斯私人控制，这正是沃伯格在1910年哲基尔岛会议上策划的东西。格拉斯法案只不过是一个披着民主党议案的羊皮、化过妆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怪不得保罗·沃伯格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指定起草为格拉斯方案配套的备用法案。沃伯格与威尔逊总统之间的联络人是威尔逊的心腹爱德华·豪斯上校。 　　银行的股票将由私人股东所持有，这些股东将利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全部信誉来谋取私利。格拉斯设计的美联储将控制美国的货币和信贷，这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一条。宪法第一条把这种控制权明确地赋予了政府所有机构中最具共和主义性质的机构：美国国会。此外，格拉斯设计的美联储将是一家“钞票发行银行”，它能够“从稀薄的空气”中发行钞票，并且能够在“战时”发行信贷来为政府融资。实质上，这个联邦体系放弃了印钞票的权力，将之拱手让予合法化的私人银行卡特尔，这个卡特尔通过洛克菲勒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和J.P 摩根的代理而附属于伦敦金融城中的银行，其中最重要的，正是罗斯柴尔德公司。 　　总之，格拉斯法案给予由摩根家族领导的私人银行阴谋小集团的，正是对发行钞票的全面垄断控制，这个钞票在经济生活中就是法币，就是货币。具有启迪意义的是，1913年《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也赢得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热烈赞同，同时却遭到大众报刊的贬损。美国共和党人在1910年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又在1912年的全国选举中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让民主党人控制了白宫。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当选，也是一小撮人操作的结果。这帮人通过资助第三方来分裂共和党，这个第三方是被戏称为“雄鹿党”的“进步党”，它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是前共和党总统特迪·罗斯福。（据认为，“雄鹿党”的创立是为了与共和党人塔夫脱争夺选票，以便更听话的伍德罗·威尔逊当选，在银行家挑选出来的伍德罗·威尔逊赢得1912年的大选后，纯粹是拼凑起来的进步党解散了，西奥多·罗斯福悄悄地重新成为共和党的一员。） 　　正是摩根和洛克菲勒的金钱使得“改革”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2年入主白宫。威尔逊自从1898年出任精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开始，就被有权有势的银行家小集团所推崇，这些人的首领是普林斯顿的费尔普斯道奇黄铜联合企业的克利夫兰·道奇，他还是摩根-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威尔逊与道奇之间的个人关系亲密到直呼“亲爱的克利夫”的程度。 　　当摩根集团认定，在政治上威尔逊将比一个共和党总统更有可能批准一项共和党的国家银行法提案并签字生效时，他们就开始策划一次全国性的媒体宣传运动，通过摩根集团秘密控制的报纸，鼓吹威尔逊（时任新泽西州州长）为“自由的改革者”候选人。威尔逊的提名是用金钱买来的，这些钱来自于国民城市银行的道奇、从属于摩根的赛勒斯·麦科马克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保罗·沃伯格的投资银行，还有库恩-洛布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希夫。威尔逊是被哲基尔岛阴谋集团用金钱收买的人。他不会辜负他的赞助者。 　　1913年12月23日，圣诞夜前一日，几乎没有经过辩论，《联邦储备法》（又称《格拉斯-欧文法案》）由国会通过。当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在它通过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签署了它，让它变成法律。 　　联邦储备体系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被建立起来。虽然美国总统负责任命联邦储备体系的主席和各位行长，并且该任命还得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同意，但是12家私人储备银行的董事长是该体系的主人。在这12人之上，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的权力。美联储作出的决定，并不需要总统或政府其他部门或国会行政分支机构任何人的批准。对美国所有银行的全部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就这样被立法埋葬了。 　　非成员银行所持有的股票不具任何投票权。这一条款保证了外人无法购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股份。这是一个严格的内部人或老朋友的俱乐部，由金融托拉斯实施控制。 　　1913年《联邦储备法》通过后几个月之内，新上任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摩根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与美联储的董事和该法案的起草者保罗·沃伯格一起前往白宫和国会，他们还要为该法的修正案进行游说，允许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有这样的权力:既能毁灭货币也能创造货币。他们做得很成功。到此为止，美联储及其下属的、控制政策的私人银行家们创造经济繁荣、为战争进行经济动员、制造通货紧缩性的衰退和萧条的道路，现在已经扫清。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暴力推进的，暴力程度超过了此前金融托拉斯银行家动用过的任何一种暴力，那时还是建立私人联邦储备体系之前的那个世纪。随之而发生的经济涨落过程被给予了伪科学的解释，那个理论被冠以“经济周期”之名，仿佛这个涨落过程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新成立的美联储最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允许私人银行，特别是摩根家族及其同伙，去冒从前谁都无法想象的风险。他们的投机无论具有多大的风险，现在都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全部信誉”为抵押，外加不知情的纳税人提供的支持。对1787年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第三国民银行手中的权力，对它无限的力量进行首次检验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了。英国和法国不久之后就要向美国政府要求大量贷款，为它们1914年摧毁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融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

　　第四章 摩根和美联储出钱让欧洲打仗 　　“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上的讲话 　　捉襟见肘的英帝国 　　在1914 年世界大战的前夜，庞大的、日不落的不列颠帝国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虽然她的内部核心之处已经腐朽，虽然她在经济上已经穷途末路；但这个事实当时还无法被人认清。1899年，靠着从性情古怪的矿业大佬塞西尔·罗得斯那里得到的金钱，英国同南非德兰士瓦的荷兰布尔移民打了一仗，从后者手中夺取了大量黄金资源。南非的黄金延长了伦敦金融城的生命。那一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她作为女王已经统治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超过半个世纪。英帝国正处于权力和声望的顶峰，这一点不容置疑。 　　南非开普殖民区的高级专员艾尔guanggao·米尔纳，是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两人都是一个自称“天命人社团（The Society of the Elect）”的秘密会社成员。米尔纳与罗得斯、亚瑟·鲍尔弗和艾伯特·格雷都在觊觎荷兰在南非的布尔人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领的金矿所蕴涵的经济权力。他还想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不列颠殖民邦联，对非洲大陆实施支配和统治。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支持罗得斯和米尔纳，也支持他们打仗的理由。塞西尔·罗得斯心中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成立一家英国南非公司，他需要得到皇家特许。罗得斯相信，南非丰富的黄金和矿产资源将足以使伦敦金融城在数十年里维持她在全世界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罗得斯、米尔纳以及英帝国的战略家精英们，大多数都曾经在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求过学。为了振兴低落的帝国精神，他们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这个团体将会秘密地对英帝国的战略政策施加重大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借中世纪圣贤亚瑟王的故事称自己的组织为“圆桌”，并且以“圆桌”这个名字命名他们的杂志。 　　英国人打赢了布尔战争，但是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他们失去了帝国。伦敦本以为能够速战速决，但是事与愿违。英国与欧洲仇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53年与俄国打的克里米亚战争。自从那时以后，英国军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只是在与世界各地缺少武器缺乏训练的土著人作战，再未遇到真正的挑战。1899年的布尔战争在伦敦被设想成又一个“小小的辉煌战争”，伦敦人以为在几周之内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将军在针对伊拉克的震慑攻击和实施快速占领之后，也表现过英国人的那种狂妄自大。 　　布尔战争对于英国，正如一个世纪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一样，最后的结果都非常具有破坏性。荷兰的布尔移民打得很勇猛，采用了非常规的或不对称的战术来对付占有很大优势的对手。英国人按照老习惯从殖民地调军队打仗。布尔人像游击队那样迅速行动，高度机动灵活，他们还得到了德国毛瑟枪和新的无烟子弹，这样打起仗来便于隐藏阵地。布尔人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不仅造成了英国人难以承受的损失，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绅士派头的“公平之战”的观点。布尔人不是绅士，他们是在为土地和家园而战。那场痛苦的战争持续了3年，而英国为名义上的胜利付出了难言的代价。布尔之战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不能打败一支数量很小而又处于劣势的军队，因为这支小小的军队决心保卫家园。这是美国的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打越南战争时还要痛苦地再学习一次的教训。 　　布尔战争的成本和伤亡人数不停地上升，而女王陛下的将军们一口咬定离战争的结束不远了。英国舆论开始不耐烦了。由于英国的无能和疏漏，25万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和14万当地土著人死于“集中营”——这个全新的名词在这里第一次出场。这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英国人自己的帝国理念从此开始缓慢地走向衰落。 　　挑战英国全球地位的两个对手 　　在英国显示出没落迹象之时，两个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觉察地登场了，它们将要挑战英帝国并且填补帝国角色的空白。一个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尽管德国精英当中很少有人去思考1900年之后的英国，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教育系统和科学技术已将英国远远抛在身后。只有在世界贸易方面，伦敦金融城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个挑战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她在1898～1899年刚刚打完第一场帝国战争——为了得到菲律宾和古巴而与西班牙开战。不列颠、德意志和美利坚之间秘而不宣的地缘政治竞争，还需要花费30年的时间、打两次世界大战才能见分晓。（有关争夺全球统治的这种竞争关系，有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的有趣观点，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德争夺英国的继承权。这场角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无条件投降才尘埃落定。”） 　　在美国，控制了金融托拉斯和大工业托拉斯的精英，那些围绕着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希夫等人的精英们，现在看到了掌握真正的、主导性的、全球性权力的机遇。 　　布鲁克斯·亚当斯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孙子，是最狂热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帝国鼓吹者之一。他在1902年写道：“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世界经历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危机，改变了社会均衡。确定均势的力量源泉已经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应用科学是实现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优秀的美国公司在管理方面无可匹敌。” 　　亚当斯指的显然是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他们控制的铁路和其他产业。他继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和正在成长的帝国，这个帝国扩展到了半个地球，拥有自己积聚的财富、最完美的运输工具以及世界上所能够达到的最精致而又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亚当斯的描述，预示了1904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讲话《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思想。亚当斯这样写道：“美国现在占据了一个力量无边的位置。受惠于诸多因素如地理位置、矿藏、气候和她的人民的性格，只要对付国内大众的摩擦不至于抵消她的活力，那么她不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争中都不必惧怕对手。”他这样解释公司制度：“采取了公司的形式后，能够控制这些公司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是最合适的人。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天定命运论 　　亚当斯重复的是弗里德里希·杰克逊·特纳的思想。特纳把美国“天定命运论”（又译“天命论”、“天命观”、“昭昭天命”。——译者）理论化了。特纳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有无限扩展的边疆。他将美国的历史存在定义为永远向西部新边疆行进的地缘政治扩张：“一片自由的土地，她的存在和不断的回归，无休止地向西移民推进，这就概括了美国的发展。”特纳认为：“美国人,正在膨胀的人民，开疆拓土是他们都具有的本性。”这正是后来德国的“生存空间”概念的先声（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译者），在它的里面浸透了宗教式虚幻：是上帝要美国来充当救世主。 　　特纳认为，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扩张，是“那些扩张势力内在力量的真实成就。”对他来说，美国历史就是一个“把边界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美国所具有的活力会要求为她施展抱负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空间。” 　　特纳和亚当斯的著作为美国精英家族从1890年以来在全球扩张的行为和计划创造了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理论。美国“天命论”，在1914年欧洲大战这个节点上，用精英圈里的JP.摩根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观点来看，就是去填补全球事务中由于英帝国衰落而形成的真空。亚当斯在他写于世纪之交的《新帝国》一书中，预见到美国将成为世界大国，并将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这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 　　亚当斯和特纳一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和大多数美国富豪精英也都是。他们说出了一个遏制不住的想法：19世纪美国实行扩张是承奉“天定之命”，先要横跨美洲大陆，不久以后必须统治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因为那个照耀颓废僵硬的英帝国的太阳已经西沉了。 　　布鲁克斯·亚当斯将特纳的“边疆”扩大到全世界，在这里就是公开地反对德国和对抗英国。他指出，美国要成为英国霸权的继任者，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两个对手之间，美国要同较弱的英国结盟，反对较强的德国——这就是美国从一场欧洲大战的废墟中崛起的战略。野心勃勃的美国精英已经认真钻研过英国式的均势法。他们踌躇满志，要动真刀真枪地干了。这些美国学生马上就要动手向大师篡位了。不过干这件事情还需要一点时间。

　　找一个打仗的借口 　　英国的军事和外交领导者因走背运而于1914年参战，其中的细节在笔者的前一部著作《石油战争》里已有叙述（《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那一场战争并不是由于违反重大国际条约，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而引发的。打那场战争的战略决定，很早以前就在白厅和唐宁街10号作出了。英国先是在1904年与法国达成友好谅解，然后与沙皇俄国签订1907年协定——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输给了英国支持的日本。这个“三国协约”的目的，是对他们共同的仇敌德国实行军事包围和孤立。 　　那时英国政界主要受两大派系的影响。其一是以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首的团体。塞西尔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担任过一年的外交次长，然后在1916～1918年间负责掌控“战时对敌封锁”这样的重要行动。塞西尔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顾问的后裔，他后来起草了战后成为国际联盟宪章核心部分的内容。 　　其二是影响力大得多的艾尔guanggao·米尔纳的圆桌会社的拥戴者。圆桌会社利用对伦敦《泰晤士报》社论的控制权来宣扬这样一个观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存在和强劲的增长，已经对英国继续统治海洋、控制世界贸易和资金流动构成了致命威胁。他们要读者相信，要想阻止德国从英帝国的废墟走向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宣战的直接理由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是德国银行界和政治领导修建铁路线的决定——把柏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连接起来，这对英国从波斯得到石油供给、对英国控制通往她的皇冠上明珠般的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构成了威胁。在敏锐的英国军事思想家看来（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这个形势由于第二个因素而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还打算建立远洋海军，从1898年到1912年将分阶段对此计划进行实施，至少要保证德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反对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这是德国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的主意。 　　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帝国的战略核心一直都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商业贸易通道。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的决定以及后来向奥斯曼土耳其开战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英帝国的强大，反而是由于这个帝国看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这是精心策划好的：最好的战略是先下手，而不是坐待崛起的德国霸权来挑战英国，那时将更难以应对。这个决策最终将要证明的是，不列颠的统治是会终结的。不过，在英国精英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之前，还有两次世界大战要打，还要再过好多年的时间。 　　中立的美国：“他使我们免于战争……” 　　欧洲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全部人口中1/3以上是移民，大多数来自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其中有800万美籍德国人。除了主要在东海岸与伦敦或法国有商业往来的少量银行业和商业精英以外，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一场在欧洲进行的战争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兴趣介入，这场战争绝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是与金融托拉斯成员一起于1913年创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那个总统，再次得到“雄鹿”进步党的支持，以最微弱的优势当选连任。 　　乔治·珀金斯，J.P.摩根的前任合伙人，这个事件中的政治贿赂“中间人”，曾经会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雅各布·希夫、乔治·贝克和克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些人都是金融托拉斯精英中的精华。为了确保威尔逊在1915年底连任，他们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艾尔伯特·格雷的家里秘密会晤过。参与者还有前总统、“雄鹿”进步党的党首西奥多·罗斯福 。在战争中繁荣起来的这家美国钢铁公司，也是由摩根控制的。 　　威尔逊十分小心谨慎地接受来自摩根圈子的秘密竞选资金，这个圈子里有他的老赞助人克利夫兰和道奇、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的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大通国民银行的大股东海登·斯通。尽管如此，威尔逊仍然只是勉强获胜。在投票的次日，加利福尼亚进步党人对选票做了手脚，让人不得不对威尔逊的得票数产生怀疑。 　　1916年1月，连任的威尔逊总统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唯一口号是“他使我们免于战争”，这是他的影子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设计出来的。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威尔逊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人民是不会选择战争的。”一年过去之后，美国人民仍然不选择战争，但是威尔逊选择了战争，在他的背后是金融托拉斯的强烈要求。 　　摩根的买卖很赚钱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大不列颠的财政已经崩溃，经济陷入了萧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英国的工业已经无力生产足够的、打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弹药。（《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1914年10月，英国政府陆军部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任务是从美国私人公司那里采购军用物资。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英国的采购团很快就决定将纽约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表面上看起来，让一家中立国的私人银行作为另一国的官方采购代理人是极其冒险的。不过1914年开张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风险更加容易管理。 　　摩根充当了英王陛下的政府中介人，安排军火和军需品、武器、军服、化学品的采购，总之就是1914年打一场当时的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此外，英国政府任命了同一家摩根公司作为金融代理人。摩根得到了一个令人钦羡的身份，既为战争采购融资，又安排和挑选供货的公司，还要为采购的武器装备制定价格。所以毫不奇怪，只有摩根和洛克菲勒公司集团旗下的那些公司，才能从摩根这场精明的采购中受益。 　　英国战争署询问过摩根公司的新任主席小摩根（他继承了1913年去世的老摩根的职位）威尔逊总统将如何看待美国最具知名度的银行如此毫不遮掩地偏袒英国，帮助她打仗。据报道，小摩根这样回答，公司肯定不会使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感到尴尬，因为摩根与英国陆军部、后来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业务，只是扩大贸易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或外交无关。1915年1月，摩根去白宫见威尔逊总统，讨论摩根在与英国的交往中所担任的角色。威尔逊告诉他，总统对摩根集团或其他人“促进贸易”的任何行为都没有异议。（赖斯曾在小摩根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华尔街和伦敦精英组成的“朝圣团”的会员。） 　　战争史无前例地推进了贸易。 　　1915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惊人款项，该款项通过摩根公司从英国汇来，用途是加强生产炸药的部门。在短短几个月内，杜邦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变成了全国的工业支柱。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雷明顿兵器公司、柯尔特轻武器公司，它们的订单都在不断地增加，到1915年底总计约1.75亿美元。美国钢铁公司仅利润一项就从1914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24亿美元。威廉·洛克菲勒的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净收入从1914年的9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500万美元。费尔普斯道奇公司与推举威尔逊入主白宫的那个人克利夫兰·道奇有密切关系，这个公司的资产增加了大约400%，从1914年的5900万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2.41亿美元。 　　仅仅1916年一年，保持中立的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的工业制造的军火和军需品价值就达到惊人的12.9亿美元。在美国参战的前夜，摩根公司已经安排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价值约5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后来又向意大利政府出口，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摩根公司安排的信贷才完成的。此前还从来没有通过一家私人银行集团承付过这样大的金额。按目前的美元价值计算，这相当于900亿美元，如果这些贷款被拖欠，足够引起一场重大的银行危机。 　　1915年4月，离美国参战还有两年，J.P.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就像大多数摩根的人一样，他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朝圣团的成员）在费城的美国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发表了一场不同寻常但没有几个人注意的演讲。拉蒙特的听众主要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他告诉听众，美国的工业从资助和卖军火卖战争物资给英国及其欧洲盟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那么摩根和他在华尔街的亲信就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对这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 　　拉蒙特告诉听众：“……我们正在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我们正在累积庞大的出口贸易余额……”拉蒙特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我们的许多制造商和经销商贩卖战争物资的生意十分兴隆。几亿美元的大订单太多了，现在连很一般的普通企业也有生意做了……”这位摩根银行家显然很满意：“在这个潮流的高点上，美国就要变成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了。”国际信贷市场，这是摩根最关注的领域，战争结束之后，摩根将要把它当作威力无穷的地缘政治武器来使用。 　　展望不远的未来，拉蒙特接着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呢？许多人都相信，纽约要取代伦敦成为世界货币中心。为了当世界货币中心，我们当然必须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那是非常可能的……” 　　拉蒙特这样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态和摩根公司认为可能对美国全球统治构成挑战的主要威胁对手：“贸易问题和金融最高权力的决定因素有好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如果……战争很快结束……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德国会迅速地重新开始（同美国的）竞争，而目前她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拉蒙特继续说道：“第三个因素也同样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即我们是否将要成为向外国提供巨大贷款的贷款方。我们真的会变成向外国政府发放天文数字信贷的贷款方吗？持续时间足够长久的战争，将会推动我们成为债权国，而不再是债务国，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迟早会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汇兑的基础货币。” 　　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讲被美国媒体——摩根的合作者——尽心尽力地掩盖起来。拉蒙特在这场演讲中概括了摩根公司的战略——不仅仅是战时的，而且也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整个一战战后时代的战略。 　　对拉蒙特、摩根公司及他们支持的军工制造业来说，生意是出奇的好。193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20年，北达科他州进步党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密友），曾就军火军需品工业和金融业将美国拉入战争的角色举行过听证会。 　　奈把战争工业称作“死亡商人”。他特别指责杜邦公司和另外几个大型化学品公司和军需商，为了从战时销售中获利，宁愿看着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命。奈参议员在1936年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被调查的美国军火和军需品公司曾经为了得到生意而进行过不合常规的交易,提供过可疑的馈赠和佣金以及采用秘密行事的办法，事实上对外国政府官员和与它们关系密切的盟友进行过贿赂。”

　　为了摩根公司的世界安全而战 　　从拉蒙特及其朋友的观点来看，战争期间的“非常做法”干得很漂亮。可是到了1916年底和1917年初，前景发生了灾难性的突变。1917年2月俄国军队在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发动兵变，沙皇退位（即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称“二月革命”。——译者）。俄国军队上层没有力量镇压兵变。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就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重压，就能够将军队集中到西线了。 　　摩根公司向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提供过超过15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贷款，还签订了提供给欧洲各交战国约50亿美元的军火和军用物资的订单，摩根公司开始担心，德国最终会打赢这场战争，这太让他们无法想像了。 　　反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俄国战线崩溃了，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胁，是要在德国总参谋部出资的这场无法无天的赌博（世界大战）中夺取国家权力。德国人决定放手一赌：他们把流亡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装上火车，随车装运了足够的金条，企图交换一场反对沙皇的革命，以此换取一个敌视英法的政权、一个会追求和平目标的政权。已经筋疲力尽的法国向英国请求增援遭拒；英国的军旗下有100万军队在中东，（英国征用殖民地国家的军队打仗。——译者）正在为瓜分美索不达米亚未开采的石油宝藏做准备。俄国战场停火。德国将有可能为了最后的一击而集结军队，最后穿过马其诺防线横扫法国。 　　那时威尔逊派往伦敦的大使是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佩奇与洛克菲勒集团的关系很密切，在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之前曾担任洛克菲勒的普通教育委员会的理事。佩奇也像美国自1902年以来历任驻伦敦大使一样，是朝圣者会社精心挑选出来的成员。威尔逊的融资天使、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克利夫兰·道奇每年给佩奇2.5万美元的收入“补贴”（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1917年3月5日，佩奇大使在向威尔逊总统发出的一封密电中说：“我认为，摩根作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金融代理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正在来临的危机，因为压力太大，需求太大，过于紧迫，一家私营代理无法满足……”；欧洲的前景对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的影响“令人担忧”。“如果我们与德国开战，我们能够给予协约国的最大帮助就是出钱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如果愿意这样做，可以向法英大量投放贷款，或者担保这样的贷款……” 　　然后，为了确保伍德罗·威尔逊不犯错误，佩奇大使再一次说：“除非我们向德国宣战，我们的政府当然不能够提供这种直接贷款……”他又补充道，如果没有战争的话，美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结构就会崩溃。 　　佩奇写这封信4个星期之后，1917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在1916年作为和平派候选人再次当选的总统，带领着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国会去请求批准对德国正式宣战。作为宣战的理由，他提出德国又在无限制地用潜艇袭击美国（以及别的国家）前往英国和法国港口的货运轮船，运送的都是和战争无关的东西。国会给了他压倒多数的支持，只有很少几位坚守中立原则的议员不赞成，其中包括参议员拉福莱特。 　　美国财政部得到了新成立的美联储的帮助；它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本杰明·斯特朗（摩根的密友）首次向全国大众发售所谓的“自由贷款”，筹集到数额空前的款项。摩根公司得到的第一笔“自由贷款”达4亿美元，替英国政府抵偿了欠摩根公司的债务。就这样，威尔逊和美国纳税人为摩根 “火中取栗”，把摩根公司拉出困境。 　　自从美国于1917年4月正式参加欧洲战争，直到1919年11月11日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协约国的钱，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在1915年演讲中所提到的“真正巨大”的款项，共93.86311178亿美元，借给英国的占大部分，为41.36亿美元，借给法国的达22.93亿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的全部信心和财力，由美联储提供担保，为了彻底击败德国而被动员起来。但是，这90亿美元并没有去往伦敦或巴黎，去满足他们的急需。相反，这些钱直接进入了从属于摩根集团、库恩－洛布或洛克菲勒的美国工业企业，给协约国购买的战争物资付了钱Walter Hines Page,op.Cit.,p.141.。摩根可真是长袖善舞，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威尔逊的白宫还成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机构，为政策180度的大转变进行辩解，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大众动员起来向德国开战。 　　宣传就是武器 　　伍德罗·威尔逊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公信委）成立于1917年4月13日，目的是在国内推销战争，向国外宣扬美国的战争目的。在威尔逊的新闻记者朋友乔治·克里尔的领导下，公信委将广告技巧和对人类心理的完美的理解相结合。它标志着首次大规模的政府宣传，这个宣传的规模之大，可以说全面地预示了后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年》里描述的世界。 　　克里尔的公信委有一位加盟者——出生于维也纳、后来加入美国籍的年轻的爱德华·伯奈斯，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狡猾的宣传者之一。他带来了一门全新的知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时甚至还没有翻译成英语。他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内侄，也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在美国的代理商。 　　有了克里尔专门挖掘丑闻的新闻写作法，又有伯奈斯熟练运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无意识需求和冲动-分析理论，美国政府的公信委马上就要用接二连三精心策划的谎话向不明真相的美国公众发起攻击。德国士兵用刺刀刺杀比利时婴儿的暴行和各种编造出来的恐怖形象，很能够煽动美国公众的情绪并驱使他们进入战争狂想，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国家，即德国皇帝统治的德国，可是这个国家对美国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公信委还成了事实上的战时媒体审查人。以“德国宣传的威胁”为理由，公信委对新闻媒体执行了“自愿（宣传）指南”，并且依仗自己反德宣传的成果，推动国会通过了《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法》。激进的报纸如社会主义的《呼吁理性》等，在战时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下，事实上遭到封杀。 　　亲英派记者、威尔逊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克里尔和伯奈斯的公信委。他是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受聘担任摩根的华尔街利益集团与英国秘密的 “圆桌”会社之间的联系人。“圆桌”会社自从1909年成立以来，为煽动英国准备与德国开战发挥过极大的影响。 　　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双周专栏，加入了有上百个国内报纸参加的报业辛迪加，使他成为在美国的最有影响力的亲英喉舌之一。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帮助美国赢得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忠诚，否则他们更容易倾向反战或中立。 　　正是伯奈斯从他的舅舅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掌握暴徒心理和恶意操纵人类各种情感和动机的才华，使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在数月之内就成功实现了挑起大众的战争狂热这样不同寻常的成功。随着伯奈斯的才华充分展现，公信委用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代理商的手法检查各种公众信息渠道，并且把符合主战观点的材料塞进去。 　　公信委的国内分部下属19个处，每个处只负责一种类型的宣传。公信委的新闻处是战争消息的主要渠道，负责向媒体分发成千份新闻稿。他们自称每周有2万多个报纸专栏都载满了来自公信委的新闻稿，当然他们不会向读者说明消息来源。公信委还成立了一个文艺处，招聘知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杂文家，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给美国人民创造浅显易懂的战争形象；每个月的读者多达1200万人。 　　公信委的民事和教育合作处中的亲英学者尽心尽力地编写小册子，如《德国低语》、《德国战争惯例》和《征服与文化》。这是赤裸裸的宣传。那些有声望的思想家，如约翰·杜威和李普曼，把更加成熟的人作为自己的读者群。人群的每一个阶层都被塞满了精心炮制的战争宣传。 　　公信委的图像宣传处拥有当时最棒的广告画家和漫画家。报纸和杂志都迫不及待地捐出广告版面。任何人拿起一份画报都会看见公信委的材料。富有号召力的招贴画都用爱国的色彩画成，贴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漫画上充满力量的人物形象向美国公众促销“自由公债”，或者告诉年轻人：“山姆大叔需要你！” 　　电影处确保战争在电影院里得到传播。公信委成立了一支全国志愿者队伍—— “4分钟讲解员”，人数最多时达75000人，这些热心的志愿者是政府公信委的授权代表，他们在每一场电影开始前做4分钟演讲，宣讲支持战争、购买“自由公债”等，成效非凡。 　　《电影新闻》1917年的一篇社论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且许诺“通过幻灯片、电影的片头和片尾、海报和报纸宣传，我们把立即动员美国的巨大资源所需要的声音传遍四方。”充斥着美国电影院的电影是：《德国皇帝：柏林之兽》、《文化之狼》和《“潘兴”的十字军》等。有一部电影《德国皇帝见鬼去吧》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麻省的防暴警察都被调来对付得不到入场门票的愤怒人群。 　　因为宣传者干的行当是“替别人思考”，所以他们偏爱的方式是绕圈子，而不是直截了当和清楚的逻辑。在战争期间，公信委精心策划，挑动公众感情、妖魔化德国、把战争同各种社会集团的目的相连，在必要的时候不惜说谎，无所不为。

　　诉诸低级情感 　　公信委的宣传有意识地瞄准人的情感而不是心智，这是运用伯奈斯引进的弗洛伊德影响。情感鼓动是公信委战略家喜爱的一种工具，公众情绪的波动可以被巧妙地制造出来,可以被注入任何一种活动中去，他们深谙此道。战后在《科学月刊》里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小猫遭受苦难的细节，能够激发我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引起我们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使我们热爱红十字，或者引导我们去为小猫建屋捐钱。” 　　公信委发明了不少战时口号，如“流血的比利时”、“罪恶的德国皇帝”和“捍卫民主的世界”。最常见的宣传海报上画着挥舞刺刀的凶恶的德国士兵，解说词是“用自由公债将匈奴人（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入侵西欧，传说他们是被汉军击败而西迁的匈奴人，其真实身份仍有争论。欧洲一般用匈奴人代指野蛮的、破坏成性的人。——译者）打回去。”这样仇恨和恐惧的感受就被引向了为战争捐款的实际行动。 　　战后芝加哥大学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对战争期间的宣传作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他发现，德国在美国宣传失败的原因是它强调的是逻辑而不是情感。德国外交官冯·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认为：“美国普通人的突出特点是伟大、肤浅和多愁善感。”德国媒体完全没有抓住这一点。 　　公信委使用的另一个宣传技巧是把敌人妖魔化。拉斯韦尔写道：“现代国家的心理是非常反对战争的，所以每场战争都必须是针对威胁、入侵和谋杀的防御性战争。对于公众来说，必须明确谁是该死的敌人。”公信委的出版物将德国人画成堕落的、残酷的侵略者。弗农·凯洛格教授在一份公信委的出版物里曾经这样写道：“战争结束后，当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辨认出一个德国人，他会退让到路边不让德国人碰他，或者俯身捡起石头把他赶走，这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吗？” 　　讲述暴行是妖魔化德国人特别有效的战略。拉斯韦尔说：“如果开始时人们还不愤怒，那就揭露一个暴行，这个办法很奏效。这一手法在人类所知道的一切冲突中百战百胜。”宣传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难以置信的暴行，几乎把德国人的野蛮上升为神话。公信委的宣传机器说德国士兵砍掉比利时婴儿的手来取乐，邪恶的德国士兵切下比利时妇女乳房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拉斯韦尔于1927年写了一本书《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对克里尔、李普曼和伯奈斯的工作做了详细分析。他同意这几个人的看法：不要相信民主国家的大众会被精英分子的观点引导，必须用操纵情感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爱德华·伯奈斯在战后承认，他的同事为了激起对德国的公愤而使用了莫须有的手法。战争期间流传的一些暴行故事，例如一个装满了人的眼珠的浴盆、7岁男孩用木头枪与德国士兵对抗，其实是从过去的冲突事件中找出来重复利用的。拉斯韦尔在关于战时宣传的一本书中声称，暴行故事总是受欢迎的，因为读者能在自己心中体验一种对敌人的义愤，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暴行的执行者。他写道：“一个年轻女子被敌人强暴了，国境另一边的那一群男人的心中会生出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为了使宣传效果完美，美国政府的公信委有过大手笔的行动，例如把 “汉堡包”改名为“自由牛排”。几十年后布什政府为了排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也曾经把油炸薯条原来的法文名（french fries）改成“自由油炸食品”，宣传手法如出一辙。美国人吃的德国泡菜（Sauerkraut）现在成了“自由白菜”（liberty cabbage），著名的德国巧克力奶也变成了荷兰巧克力奶。德裔美国人，虽然热爱和平并且爱国，却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和血统而生活在有组织的围攻的恐惧中。 　　美国经历了战时被李普曼、伯奈斯、拉斯韦尔等人用大规模的非常手段操纵舆论的年代之后，已经被改造了。那是一个转折点。这些人把美国改造成外表上很民主，实际上由一群富豪精英为一己私利而实行欺骗性统治的国家了。 　　伯奈斯于1928年写了一本极其坦率的书，书名就叫《宣传》。伯奈斯宣布：“战时宣传的巨大成功，打开了少数聪明人的眼界……他们看到了指挥大众意识的可能性。”伯奈斯这样谈论他在公信委的工作：“美国政府开发了一项‘新’技术……舆论的操纵者利用了大众的传统心态和情感模式，制造出对敌人的所谓暴行、恐怖和暴政的群众性反感。战后，聪明人自然会问，对于和平时期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采用类似的技巧呢？” 　　操纵舆论大有可为 　　伯奈斯欲罢不能，他接着动手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他称之为公共关系。（伯奈斯在本书中将他的观点作了如下定义：“公共关系是试图通过信息说服和修正，使公众支持某项活动、缘由、运动或法规。”）他在二战结束后编了一本书，把这种工作叫做“舆论工程”。纽约麦迪逊大街上的高级广告技巧，那种让人在无意识中产生购买任何一种东西的强烈愿望，如品牌香烟、昂贵的女鞋甚至连收买政治代理人在内，都是伯奈斯的创造。这是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操纵事实真相的高级技巧，具体目标可以是推销一项政策，也可以是出售象牙牌香皂。他因此荣获了“幸运转盘之父”的头衔。 　　由于威尔逊政府的公信委使用了非凡的宣传机器，紧锣密鼓地导演了美国大众的战争激情，在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提供私营的战争融资和物资供应的背后，摩根和华尔街的利益集团才得以赚大钱，并且还能把有利可图的战争生意进一步扩大。这一次，有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在为摩根和金融托拉斯私人银行的利益作担保。刚刚成立的美联储所具有的事实上无限的融资能力，给摩根和金融托拉斯此次贷款的奇高风险打了保票。 　　令人震惊的战争成本 　　五年可怕的战争岁月过去了，它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代价不可估量。在这场号称“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按照政府的正式统计，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在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700万人是军人，1000万人是平民。威尔逊派到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潘兴为美国著名军事家，在美军历史上唯一获得General of the Armies军衔。——译者）在纽约受到群众狂欢式的欢迎，就像欢迎出征帝王带着战败国丰富的战利品凯旋那样。只是这一次来自战败国的战利品没有归属于打胜仗的将军们，而是收入了摩根家族公司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囊中：它们紧紧抓住新成立的美联储发行的政府自由公债和买卖债券的“业务”，拿着这些钱来投资于欧洲的大战。 　　所有参战国的战争代价的总和，用货币来衡量是惊人的1860亿美元。其中德国花费了390亿美元，而美国和协约国的总数为1230亿美元。美国的战争开销是220亿美元，实际上从1917年4月起参战，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花费就有如此之巨。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此时英国和印度、加拿大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在与德国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经花费了110亿英镑（540亿美元）。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看这个数字：从1914年3月31日到1920年3月31日的6个财政年度中，英国政府的支出已超过1914年以前225年支出的总和。英国人民以税收的形式支付了其中的36%，其余64%是借来的，主要是通过美联储向美国政府借的。他们一共借了74亿英镑，然后钉住每英镑对4.86美元的汇率。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英国的债务只有7.11亿英镑，不足全部国家财富的5%。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家债务已经如吹汽球一样涨到82亿英镑，6年时间内增加了11.5倍。 　　这是英帝国作为世界银行业之都的终结，正如托马斯·拉蒙特于1915年所希望的那样。英国的战争债务令她窒息。（Harvey E.Fisk,English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New York,Bankers Trust Company,1920,pp.1～5.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的一家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对英国的财政作了充分的研究。）美国战争期间的公共债务扩大了约25倍，从1913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底的250亿美元以上。那笔债务由美联储出售政府债券来融资，购买者是以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华尔街私人债券营销商，它们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J.P.摩根、洛克菲勒和华尔街上的公司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帝国的权杖：还需要多做一点工作，还需要多一点美国佬的精明，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J.P.摩根公司和它在华尔街货币托拉斯的亲信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地位，这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1915年在费城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所期望的：美国从一个债务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个地位以前是被英国占据的。 　　战争期间，全世界的银行家所接受的那个市场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不只是银行家，前美联储董事会副主席保罗·沃伯格也转移到纽约了。这个美联储的立法设计师回到库恩-洛布公司，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营商业承兑汇票的银行了。黄金本位制仍然是外汇兑换的基础，以华尔街银行为首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银行手握黄金，控制着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英国直到1925年以前都没有办法回到金本位制；那一年，借助从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的一笔黄金贷款和后来追加的摩根公司1亿美元私人贷款的帮助，英国经济以惨重的代价回归金本位制。 　　1919年12月，在纽约的银行家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修正案，即《埃奇修正案》。那个小小的修正案说得非常清楚，它授权成立特殊的金融机构，目的是为了“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和在国外的银行业务，从事其他各种国际或对外的金融操作，包括经营黄金或黄金实物以及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E.W.凯默勒这样评价该修正案：“美联储正在证明自己对美国贸易和美国金融的国际化所具有重大的影响。” 　　凯默勒在这里扮演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主要角色，他深知此举的意义。国际化正是J.P.摩根、沃伯格、洛克菲勒和华尔街金融托拉斯内部人小圈子旷日持久的坚持和努力和成立私营的美联储的真正目的。美联储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对世界政治的重新定义，将证明它自己确有非同寻常之处。

　　第五章 控制黄金：两个帝国的目标冲突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正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现在可以看清楚，欧洲的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赫伯特·胡佛总统论1931年危机 　　如果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能活到20世纪20年代末，而且依然亲自执掌商务，我们将无法断定他是否会允许摩根家族在1913年初他死去之后，继续执行过去的方针。摩根是在美联储1914年开业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关于75岁的摩根究竟具有多大的个人权威，《华尔街日报》在1912年2月是这样写的： 　　在过去15年里，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事，因而集中在75岁的摩根先生手中的权威，无法传给他的继承人。像他这样的人无人可以代替。在他死后留下的事情要么是没有人去完成，要么这个世界必须设计另外的方式和找到另外的事情来做。 　　摩根去世前几个月，曾被传唤前往人民党的众议院普约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为针对金融垄断行为的指控作证。他的证词是这样的：对于他而言，一个人的个人品格是贷款能否发放的最重要条件。人民党的媒体嘲笑这样的回答，它们指责摩根是势力通天的“金融托拉斯”的首领。国会或大多数美国人民那时还无法认识到这项指控的真实性。 　　老摩根在1913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去世，其后管理摩根公司的是合伙继承人，其中有亨利·P.戴维森、威拉德·斯特雷特（于凡尔赛和谈期间去世）、托马斯·拉蒙特，后来还有小摩根。 　　该银行继续与华尔街的金融业命运与共，并且因此由它和华尔街主导的美国金融和经济，通过各种金融上的纠缠与战后英国的前途难解难分。美国金融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绝对的统治力量，这个力量终将取代伦敦金融城在战前的世界超级金融霸主地位。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金融财团和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如库恩-洛布公司和狄龙-里德公司，都是这个进程中的领衔角色。 　　战后在摩根家族公司与国外事务的纠缠中充满了严重的问题，对于美国,最终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摩根家族控制了新成立的美联储而使问题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些始于摩根公司与欧洲之间的信贷关系，在1929～1931年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波及的地方不仅限于欧洲，让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美国股市崩溃演变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全球的衰退。那一次的危机同2007～2008年步步展开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有明显的相同之处。1919年之后的世界信贷建立在愈益不确定的债务金字塔上，摩根家族和华尔街金融公司就端坐在金字塔的塔尖。大多数欧洲国家、从玻利维亚到波兰的大量发展中国家，都被网罗到华尔街的信贷金字塔中。 　　大萧条和1931年欧洲危机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始终没有理解世界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多少讨论。1931～1938年大萧条的真正起源，其实不是纽约股市定价过高和崩溃，而是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控制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摩根家族和华尔街各家公司的一次错误行动，全球衰退以及首先发生的股市泡沫，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此。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以正在崛起的纽约的实力进行权力大赌博，志在夺取一战前伦敦金融城所占据的世界金融心脏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金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纽约金融托拉斯内部，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事实上的货币政变还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对于纽约要在这场政变中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摩根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势力是与伦敦的主要金融集团，首先是与罗斯柴尔德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它看到了一个战略：建立一个“特殊关系”模式的联盟，一个衰落的伦敦金融城和一个崛起的华尔街结盟，将是通往美国世纪的最佳途径。摩根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财政部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纽约的银行仍然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官方金融代理，直到1931年9月英国违反摩根公司的意愿放弃金本位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始终坚持着摩根的观点。 　　华尔街的其他人，特别是狄龙-里德公司以及他们有影响力的顾问埃德温·凯默勒（他在20世纪20年代为推动世界回归金本位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的金本位制要由美国主导）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们也相信，一个正在成型的、以美国黄金储备和华尔街银行的地位为基础的美国应该最终取代英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然而，凯默勒和他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没必要像摩根家族那样对待伦敦金融城或英国，那样太温柔了。摩根公司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分支机构——摩根·格伦费尔，与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朗行长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无论如何，华尔街所有的大财团都同意，它们的未来是在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有利可图的信贷，那些地方曾经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伦敦金融城的地盘。这些贷款，特别是华尔街认购的世界债券，使纽约的银行家赚到了5%甚至8%的外汇收益，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债券或贷款都由那些贷款国家的政府提供担保，它们都同意按照美国主导的金本位制来“稳定”自己的战后货币。这个货币稳定体系只不过是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粗糙的和不定型的蓝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体系中，纽约的银行制度将要被当成制度上的圣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体系的核心。 　　时间已经到了1922年2月，海外贷款泡沫的初期，沃伦·哈定总统在当时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敦促下，召集了一次白宫特别会议；胡佛已经担心海外贷款的剧增和其中包含的风险。出席会议的人有总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胡佛，以及华尔街最大债券发行商的代表，主要有摩根、狄龙-里德、库恩-洛布等公司。会议的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海外贷款，所包含的未知风险以及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这次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所有新的海外贷款计划都要先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将转发给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国务院还要对新的贷款计划对美国的政治意义提出意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权有势的纽约银行家就进行了反攻。他们说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向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插手”华尔街有利可图的对外贷款。金融托拉斯胜利了。哈定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有势力的亲英银行家，其财产可与洛克菲勒匹敌）不得不撤退，那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海外贷款热高烧不退，直到发生1929～1931年的崩溃。 　　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制造海外信贷泡沫导致的危机，与华尔街1999年制造证券化泡沫导致的危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后者于2007年夏天开始崩溃，并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 　　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华尔街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紧密的盟友。梅隆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从1921年干到1932年，直到新当选的胡佛总统解雇他，在几届总统任期内经历了泡沫的全过程。直到进入21世纪，美国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华尔街这三驾马车将始终是美国金融势力的核心。 　　华尔街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的10年里，共发行海外债券达7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ume Two: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52,p.90.）送到欧洲去的贷款中，90%以上是给带着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政府买美国货用的，这是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大公司的实惠。不久之后1929年市场崩溃时，这种贸易垮下来就转变成追打萧条中的美国工业的工具了。 　　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控制一切 　　1914年以后，在摩根的密友本杰明·斯特朗（有权势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指导下，到关键的1929～1931年为止，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实际上被J.P.摩根领导下的华尔街的需要所左右：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的银行。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余11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储备金都被斯特朗调入纽约。斯特朗过去是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作为J.P.摩根的个人代表参加了1910年在佐治亚州哲基尔岛的银行家秘密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起草了后来于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计划。说斯特朗是摩根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张。 　　于是，以纽约为中心的银行将1920～1929年间美国工业和农业创造的财富通过华尔街，输送到海外信贷市场。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斯特朗行长掌控之下，12家联邦储备成员银行之一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势力远在其他银行之上），以对外业务为第一要务，其任务是推动美国贷款走向世界、创造美国主导的新国际金本位制。其余11家地区性储备银行只负责处理本地或区域性经济事务。在20世纪20年代找不到途径去德国或其他能赚钱的海外市场的那些货币纷纷涌入了纽约股市，1925年以后越来越多。 　　破坏性的欧洲大战带来了这样的后果：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所有的欧洲交战国，都因为要打仗而不得不借债，让美国用它们的黄金来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欧洲各中央银行数量空前巨大的黄金储备就这样流进美联储的金库里去了。 　　凡尔赛和谈结束之时，美国已经持有相当部分的世界货币黄金，自开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00%。黄金本来是商品，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个货币体系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 　　1920年美联储持有世界全部货币黄金储备的40%。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身负沉重的美国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时候，为了得到黄金,美国出得起世界上最高的价格。 　　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为美联储制定了大政方针：第一位的目标是重建1914年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但是真正的中心内容，则表现出他和华尔街的远见：让美国出钱帮助欧洲进行战后经济重建，让纽约银行提供贷款和担保债券，这是赚钱的好买卖。他们是这样想的：除非英国也参加进来，这个纽约主导的金本位制才是大家都能相信的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安排。 　　纽约的金融托拉斯，甚至本杰明·斯特朗自己，都把英国和英格兰银行的地位看做纽约中心计划中很小的或者从属的部分，但是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不会接受这一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美国财政部的要求是，协约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必须还清美国几十亿美元的战争贷款。这等于是要英国承认，美国精英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角色了。在真正的意义上，在1939年新的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地缘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不动声色的拼命挣扎：避免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沦为被支配的角色，她要保住帝国的全球霸权。 　　战争和她必须承担的巨大公共债务，严重削弱了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英帝国仍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成分，对于任何一个新的金本位来说，甚至是由纽约主导的金本位，都是重要的。 　　斯特朗个人是亲英国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他都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在英国和法国南部度假，直到1928年去世。他明确赞同诺曼的观点，即“世界应该被一个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管理，这个体系有能力控制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这正是已故的美国权势集团圈内人物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不朽的著作《悲剧与希望》里所描写的。 　　奎格利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华盛顿的精英大学——乔治敦大学时，当过比尔·克林顿的老师。据报道，他有查阅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特权，目的是方便他研究和写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他的书里不能触及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作用。他信守诺言，不过他可以集中力量曝光当时已经被削弱了的J.P.摩根集团：大萧条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摩根-斯特朗-蒙塔古·诺曼重回1914年金本位制背后的理念，正如奎格利所述：“这一体系将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一个封建的方式控制，采取一致行动，背后是频繁的私人会晤达成的秘密协定……在每个国家里，中央银行的权力就是它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整个世界上的中央银行都因为控制了贷款和黄金流动才有实际权力。”（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20世纪20年代那个体系的核心，是本杰明·斯特朗手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倒霉的赫伯特·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严厉指责斯特朗应该为大萧条的巨大伤害负责。1941年，胡佛在提到斯特朗指引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时这样写道：“有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有人应该为此受到唾骂和惩罚。”胡佛把斯特朗称为“欧洲的思想附庸”，他这里是暗指蒙塔古·诺曼。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斯特朗是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和他决裂，因为后者支持向欧洲银行无限制贷款的政策。 　　胡佛对斯特朗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由却是错的。胡佛忽视了或者看错了地缘政治计划的巨大规模，斯特朗和华尔街要干的事情，就是直接把纽约变成资本流动的中心。 　　胡佛进一步指出，为了让英国1925年以后回到黄金本位制（的行动坚持到底），斯特朗操纵了纽约储备银行的利率——人为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1927年正当股票投机热走向失控的当口，这实际上是在火上加油，随后发生了1929年惊人的崩溃。

　　斯特朗听从欧洲而不听从“美因街” 　　（英文为Main Street,又译作“缅因街“、“商业街“等，指小企业主经营业务的地方，与金融大亨所在的华尔街相对。——译者） 　　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的夏尔·里斯特于1925年曾经一同来到纽约，敦促斯特朗降低美联储的贴现率，让英国更加容易地重新回到金本位制，并且刺激欧洲大陆经济复苏，让德国得以支付《道威斯计划》中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同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也需要借美元来支付美国的战争贷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有一系列保护性关税，上自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法》，下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进口壁垒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银行借贷，否则就不可能（或者很难）偿还战争借款和赔款。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政府面前，几乎不存在通过用美元结算的对外贸易盈余的传统方式归还债务或赔款的可能性。与今天流行的自由贸易神话正相反，引起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不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它只是一个体系之中使事情恶化的一个很小的因素，这个体系的基础从1919年之后就腐朽了。美国在欧洲战争后建立的金融大厦整个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只要货币还在流动，这个基本的事实就不会引起关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朗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数次前往伦敦，会见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业人士。仰仗自己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斯特朗不顾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些成员如保罗·沃伯格和阿道夫·米勒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致命的、没有先例的决定。尽管美国官方保持中立，摩根的亲信斯特朗曾经负责为协约国军火和军需品采购融资，那时还是1915年。前面已经说过，J.P.摩根是英国政府、后来是法国政府的银行家，而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战争中的角色，就是使停火的条件无法实现，把战争坚持到1917年美国参战。 　　斯特朗在摩根的支持下，在1935年《银行法》之前很多年，就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变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所有成员银行的所有国际金融业务的“领导”，这是没有先例的。直到通过1935年的《银行法》，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才能（合法地）直接和独立控制美国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摩根和哲基尔岛的计划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前实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实际上是个人的权力，只有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个危机，才能迫使那个权力发生一点表面上的变化。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战略 　　20世纪20年代，英国银行回归金本位制、重建伦敦金融城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两点对于英国的战后经济战略十分重要。它还是整个国际信贷金字塔的中心，这个金字塔重建于1925年，在1929～1931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中倒塌。比德国战争赔款或协约国欠的战争贷款更重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战后黄金汇兑本位制和英格兰银行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才是引起历史上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在20年前打的那场痛苦的布尔战争，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当时最大的金矿，确保英格兰银行的控制地位。现在，在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之后，来自黄金的利益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伦敦金融城对世界信贷的控制——英国地缘政治影响的核心。 　　1919年在凡尔赛，协约国为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谈判开始“战后之战”时，英国政府不得不正式将英镑撤出金本位制，放弃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基准汇率，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要求还清贷款，这数十亿债务是英国从美国银行借来的，实际上是从摩根银行和后来的美国财政部借的。 　　英国企业界曾经天真地期望，如果英、美、法、意组成的联盟打赢这场战争，它们的美国“表弟”会把欠债的事情忘掉。当美国政府在摩根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拒绝让步时，它们的幻想破灭了。英帝国与美国的非官方贸易是长期入超，这样英国维持战前世界金本位制中心的幻想也化成了泡影。 　　英国极不情愿地走出了那一步。1919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势力不再是英帝国，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哪怕是暂时的放弃，也是在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 　　美国以最强权的姿态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债主。在打仗的这几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扩大了四倍，把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储备握在手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股市大崩溃的1929年。英国债台高筑，主要是欠美国的债；英镑剧烈贬值，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 　　战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最担心的是纽约将取代伦敦金融城而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作用就举足轻重了。美国在1917年开始参战后的两年中暂停了美元钉住黄金的汇率，但是到1919年又恢复了。与英国不同，美国回归金本位制没有困难。它拥有创建新金本位制的决定性地位。 　　南非威胁要独立行动 　　对英国来说，世界上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将在未来把黄金直接装船运到纽约而不是伦敦金融城，这将把纽约变成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英格兰银行将失去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世界黄金流动的控制。世界金融中心将确定无疑地从伦敦转移到纽约，英国对世界事务施加的影响将荡然无存。英格兰银行行长坎利夫勋爵在1919年3月（英格兰放弃战前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后）写信给伦敦黄金委员会（英国控制南非等地黄金开采的集团），在信中指出： 　　由于我们很糟糕的工业状态，今后几年中美国的兑换率将始终低于英镑的黄金基准价，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任何变化将其置于黄金基准价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南非黄金生产者一定会把他们的产品运往纽约，南非政府也会全力以赴地立即采取行动帮助他们这样做。在几年之中那将是最好的市场。南非的黄金流向一旦被引导到纽约，日后将很难再扭转此种流向，如果纽约能够变成最好的和最自由的黄金市场，这个市场能够为把纽约建成世界的中央货币市场发挥强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产生如此破坏性的后果，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南非政府的决策。英格兰银行向英国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降低从南非到伦敦的运费，试图用低成本来吸引原本向纽约运输的黄金。它还密切监视新开设的每一条美国-南非航线。 　　不过，最严格的控制是英格兰银行直接插手，这是通过友好的南非政府的帮助而完成的。1919年的南非总理是英国的“圆桌”会社成员扬·史末资。欧洲战争的那几年，他既在伦敦作为劳合·乔治的帝国战时内阁成员，同时还保留了南非政府内阁的成员身份。他是英帝国利益的热忱捍卫者，凡尔赛和谈中国际联盟理念的主要设计者，是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信赖的英国利益的支持者。（下面有关史末茨、伦敦以及控制南非黄金流的斗争来自艾利教授的宝贵研究，他的著作来自南非储备银行的档案以及其他政府文献，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伦敦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为了争夺世界货币黄金控制权紧张的三角斗争。笔者多年来还从前南非储备银行经济学家迪特里希·格戴斯有关金本位和国际央行的神秘运作方式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就在英镑放弃与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时候,1919年8月，史末资担任了南非的总理。 　　1919年4月，英格兰银行起草了一份与南非金矿主的协定，目的是保证在南非生产的全部黄金，除了当地货币所需之外，一律经过英格兰银行出售。英国议会也在1920年通过了《出口管制法》，限制英国黄金的自由出口。 　　对黄金流进流出伦敦的双重控制有利于伦敦的黄金银行，其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南非黄金开采公司最大的融资人。伦敦不参加金本位制，同时有目的地控制黄金向纽约的运输，这是关系到帝国未来的生死攸关的最高战略。 　　英格兰银行和南非金矿主协会之间于1919年7月签署的协议，看起来给了伦敦金融城所需要的力量：继续控制南非的黄金生产，避免南非黄金直接运往纽约。 　　南非在史末资和伦敦圆桌会社领导者米尔纳勋爵的强力支持下，已经掌握了保证伦敦金融城日后重登一战前世界金融之都宝座的能力。 　　在南非黄金和伦敦之间重建联系的中心人物，是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他是英格兰银行的顾问，蒙塔古·诺曼行长和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斯特拉哥什是伦敦金融城银行利益的得力代言人，也是联合公司的常务董事，这是一个投资于南非黄金生产的大型矿业公司。斯特拉哥什应史末资的邀请，担任了南非政府和英国货币关系的顾问。 　　斯特拉哥什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金融台柱，在20年代初期，他往来于比勒陀利亚的史末资和伦敦的蒙塔古·诺曼之间，为把南非的金融牢牢地维持在帝国系统之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London,Sceptre,1993,p.336.）正如斯特拉哥什所说，他的目标就是让南非“在走向有效的金本位道路上与大不列颠尽可能地步调一致。” 　　这场进军在1924年突然中断。对于南非的国内经济来说，这场进军是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强制执行的。把南非的货币兰特和英镑挂钩，并且禁止向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买家出售黄金，南非的最大出口创汇产品——黄金——受到打击。许多金矿无利可图。因为兰特与英镑挂钩而发生了通货膨胀——一战后英国通货膨胀严重，在放弃金本位制期间，普通南非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矿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频繁发生。 　　1922年年初，整个南特区的矿工举行大罢工，史末资宣布戒严，并且下令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结果造成700名白人矿工死难，史末资得到了一个绰号——“沾满鲜血的人”。南非国内反对与英镑挂钩成了政治热点问题。 　　在这样不断增长的内部压力下，英格兰银行与南非金矿达成一致，对自由出口黄金的禁令到1925年6月30日就会废止。这就给伦敦回归英镑金本位制的准备时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1925年回归战前的1：4.86平价的金本位制度，意味着英国面临严重的、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通货紧缩，失业率将会大大上升,会发生许多工人罢工等。那个时候，英镑对美元的实际交易价格比平价低30%，为3.50美元兑换1英镑。他们使用的策略是拖延：竭力使南非保持一致，直到英国经济有更强的实力再回归战前的黄金价格。英国有自己的解禁黄金流动的时间表：在《出口管制法》中规定了1931年的最后期限。可以设想，英国还是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1925年匆匆忙忙地重新加入金本位之后，恰巧也是在1931年（再一次）脱离金本位制。 　　在史末资亲英帝国的统治下，伦敦的拖延战术并不是太困难。但是，1924年6月的南非全国选举突然改变了一切。史末资的亲伦敦政府被击败，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工党和以布尔国民军人赫佐格将军为首的国家党之间的联合政府。赫佐格参选的宗旨就是反对国家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和史末资对英镑的支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赫佐格就职后的最初几个动作之一，就是要成立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讨论政府是否应该与英镑决裂、是否应该重建以黄金为支持的独立的南非货币。南非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在南非黄金决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没有征求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拉哥什的意见。更让伦敦忧虑不已的是，在南非新政府的坚持下，这个委员会将不是由英国人而是由美国人担任领导，这个美国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文·凯默勒，一流的黄金和货币问题专家。

　　“货币博士”和华尔街的黄金梦想 　　凯默勒是国际上有名的金本位制倡导者。他在美国精英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自从他于1903年将菲律宾纳入金本位体系以后，他所代表的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角色，为他在国际金融圈里赢得了“货币博士”的称号。他还秘密地担任很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公司狄龙-里德公司的顾问。凯默勒还是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设计者，原来执行英国金本位制的国家被一个接一个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当提到他为多个国家的战后货币稳定当过顾问时，凯默勒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任命了美国金融顾问并且遵循他们的意见重组金融，并按照美国投资者的想法走他们要求的最成功的现代化路线，就可以提高自己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可以得到优惠的资本。” 　　凯默勒用美国资本的“优惠贷款”来实现的稳定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尔街行动的基石；在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华尔街打算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取代伦敦金融城在一战前的地位。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早产了20年。这也是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上述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政策推倒了1929年的股市，引发了随后整个华尔街多米诺骨牌式的信贷违约和崩溃，延伸成为全球大萧条。 　　凯默勒所做的工作已经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成功地引入新的黄金货币基础，每个国家都以华尔街辛迪加式的巨大商业化贷款为支持，放贷银行以摩根家族为首。凯默勒作为道威斯委员会的成员于1924年访问过德国，起草了德意志银行重组和德国马克稳定计划，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本位制度是这些计划的基础。此外，新的美国金本位汇兑制度于1925年被推广到哥伦比亚和智利，凯默勒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也是摩根家族领导下的纽约-华盛顿战略的一部分：把拉丁美洲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从英国霸权下转移到美国的霸权之下。 　　在每一个事件中实行的都是“货币博士”凯默勒的货币稳定计划。这种情景看起来很简单，会使人放松警惕：凯默勒有华尔街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找来“稳定”货币所需要的大量贷款，说到做到。作为回报，受援的国家要同意这么一个条件：刚刚稳定下来的货币以黄金来支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持有者，自然成为这个新的黄金外交强大势力的中心。 　　凯默勒对南非的建议 　　毫不奇怪，警钟在英格兰银行和整个英国企业界敲响。对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的威胁来自南非，凯默勒正在那里与美国的一些兴风作浪的强力集团相互呼应，完全出人意料。 　　凯默勒提交给赫佐格政府的正式报告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南非是否应该决定同英镑挂钩并希望英镑不久后回归金本位？是否准备好跟随英镑波动？或者，是否应该决定就此与黄金同行？” 　　凯默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建议南非在1925年7月1日之前重返金本位制。 　　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制。凯默勒是这样论证的：重新使用黄金将增加外资对南非经济的投资，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使重要的采矿业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伦敦对于这一切知道得太清楚了。 　　1925年1月，赫佐格的政府宣布，它将要全面执行凯默勒的建议。伦敦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美国爆发户得手了，这对英国势力的前途的影响太大了。英国唯一的问题是她已经没有力量再跟任何人打仗，更不用说美国了。1925年南非金矿的产量占世界每年新增开采量的50%，以后每年的产量都迅速增加。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伦敦金融城始终依赖于它对实体金块贸易的控制力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他们的银行办公室里每天为世界黄金定价，英格兰银行掌握着世界货币黄金的主要部分。世界经济在19世纪的起起伏伏，与提供给伦敦买卖金银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实体黄金所发生过的上下波动相伴而行。在1914年之前，伦敦的金本位制表现得如此成功，真实的原因是伦敦有能力首先在1840之后夺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部分新发现的金矿。后来在1900年通过布尔战争，来自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大量黄金再一次保障了伦敦的地位：主导全球对货币黄金需求的扩张。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经济经历过一个长达23年的经济下滑，在英国经济史上被称为大萧条，其原因是英格兰银行手中缺乏黄金。在南非发现金矿时萧条才结束。 　　英国和英格兰银行要重建1920年以前的影响力，全英国都认为只有一条途径：以一己私利为准，操纵世界黄金的供给，掌控国际金融信贷领域。就像打板球那样，伦敦买卖黄金的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交易干的就是“打擦边球”。英国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在1931年3月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刊》发表的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游戏： 　　只要黄金在出售之前实际上到达伦敦，那么英格兰银行就会总是比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更有利，后者为了拿到黄金必须支付从伦敦到他们那里的运输成本，而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免费送货上门。因此，只要英镑与黄金的名义价值相等，黄金就会自己找到进入英格兰银行的路……外国购买者也许就无力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因为这一有利条件，银行的黄金储备在正常情况下总会得到兰德新出产的黄金补充，所以就不必以高于进口价位的高利率来提高兑换率。因此，最好还是要当心预防南非黄金运输系统发生变化…… 　　英帝国的历史和外交史，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一段，其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沿着对实物黄金的生产、流入和流出伦敦这条线索，追溯伦敦对黄金市场的操纵、对世界主要黄金市场这个特权地位的运用，其中的微妙之处，至今很少被人理解。南非黄金直接运送到纽约，对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金融机构重建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统治计划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不仅重拳打击英国，还沉重地打击了整个世界的信贷体系。 　　丘吉尔力夺先声——阻止美国的金本位制 　　伦敦对华尔街施展的南非黄金诡计很快作出反应。1925年1月下旬，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他的政治生涯在布尔战争期间开始于南非）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力主英国提前回归金本位制，以便抢在令人恐惧的美国货币政变之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同意了。 　　几个月之前，以摩根的伙伴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美国银行家，在凯默勒的支持下，已经着手为1922～1923年魏玛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稳定德国货币进行安排。这更加重了英国的紧迫感。在《道威斯计划》下，德国加入了美国的金本位制，摩根公司给了1亿美元贷款以支持新德国马克。就这样美国和德国被系于同一个金本位制中，正等待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者南非的加入。英国成了局外人。 　　如果南非加入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那么伦敦就要面临这样的前景：今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特别是将要复苏的同德国的欧洲大陆贸易，将绕过伦敦金融城一去不返，英国将永远风光不再。纽约将成为无人可以挑战的世界金融中心。这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也无法接受的巨变。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来到下议院宣布政府的决定，在英格兰银行的全力支持下重返金本位制；汇率将被固定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水平上，即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的决定没有把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以来的10年中发生的明显下降考虑在内。即使按照战前的基准汇率计算，英国出口商品用美元的标价已经高得无法找到急需的出口市场。这个汇率的决定，也没有把英国的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考虑进去，另外还有决定一个国家货币价值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汇率就这样决定了。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诺曼操纵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银行业的能力，以及他按照英国利益操纵欧洲的各大中央银行的能力。 　　丘吉尔和蒙塔古·诺曼将英镑锁定在高估了的价格上，就这么重新和黄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想法是，无论英国的国内工业和英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重新恢复伦敦金融城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心地位。丘吉尔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这样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么做，英帝国的其他部门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且它一定会走向金本位制，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制。”

　　斯特朗的重大错误 　　1925年当斯特朗决定按照蒙塔古·诺曼的请求，敦促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支持英镑返回黄金体系的时候，斯特朗完全没有想到，诺曼和伦敦的各家银行在行动上会做到何等有效，而且同时还能作为美国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朋友出现。英国人计划的核心，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动手改造1925年以后出现的那个新的金本位制。 　　在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贸易体系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之上，但多少进行了一点自我修正。国际贸易依靠的是市场供求原则，发生的不平衡用黄金结算。它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把货币与国家分开的技术体系。当英国是无人可比的金融中心时，伦敦主导了市场。在一战前的货币体系之下，英格兰银行充当“全世界的银行家”。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所有英国的殖民地，甚至美国，一战前都持有大量的英镑储备，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里，而该银行掌管着当时的大部分世界货币黄金。英国的许多自治领和殖民地甚至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它们使用的是掌握在伦敦手中的英镑。 　　这就是蒙塔古.诺曼、丘吉尔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想要重建的体系。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大型战后国际经济会议上，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发动了一场外交政变。面对大多数中央银行家的明确反对意见（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沙赫特、法国银行的莫罗和里斯特、意大利银行的波纳尔多·斯琴赫），蒙塔古·诺曼依仗着他如同金融圣贤一样的国际声望和一战前英格兰银行以及伦敦金本位的独特经验，成功地说服大会同意了他的新金汇兑本位制概念。 　　在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下，英镑实际上一直“与黄金同价”。国际市场通过私人的和公共的黄金储备的流入和流出而发生调节，没有对汇兑率水平的操纵。发生长期通货膨胀的国家将失去黄金，这样会强迫它提高利率保持储备，导致国内的信贷紧缩。持有纸币的人总是能够在要求支付的时候用纸币兑换黄金。市场的矫正多多少少是自动的。 　　然而到了1925年的时候，英国不能够也不打算回归一战前严格的金本位制。于是，诺曼和英国财政部采取了修正的办法，表面上看是对原金本位制聪明的修正，而且好像还可以满足占支配地位的纽约银行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本杰明·斯特朗的目标。这个新的体制，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玩金融，美国人还是嫩了一点。在这个金汇兑本位制下，美国将在事实上充当英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膨胀的货币的最终支持者。在这个计划里，英国将主要以美元而不是像1914年前那样以黄金持有储备，而欧洲大陆上挣扎在战争创伤中的国家将以英镑而不是以黄金持有它们的储备。这一新的计划实际上允许英国将膨胀了的货币英镑和贷款置于美元之上，允许英国的债务国将它们的货币置于英镑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1925年以后只有美国还保持严格的金本位制，而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拿本国纸币进行兑换了。 　　诺曼说，只有纽约和伦敦的中央银行才应该为持有金块而操心，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国家应该拿到有黄金支持的英镑或美元就满足了。毫不奇怪，法国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金本位制的强烈倡导者）对诺曼的英-美黄金世界的计划并不高兴。莫罗1926年重建了法兰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黄金储备恢复到比英格兰银行还要高的水平。法国的黄金地位后来将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英国的黄金计划中国际联盟的重要作用 　　伦敦重建金融地位计划的核心，是英国要主导国际联盟的官僚机构。英国能够支配国际联盟强有力的金融委员会。蒙塔古·诺曼通过他的两个亲密伙伴——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实际上控制了国际联盟的金融委员会。来自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也发挥了骨干作用，他呼吁整个欧洲采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诺曼和英国人利用国际联盟迫使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不是古典的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这个制度将允许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和赤字消费，而同时在表面上维持货币的稳定。欧洲国家被迫以定价过高的平价返回金本位制，这是为了使它们的出口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出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很少，而且不是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英镑存款。整个大厦就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海市蜃楼，信任首先就是对蒙塔古·诺曼指挥技巧的信任，他要导演一场全球货币,至少是欧洲的货币统一。 　　伦敦利用承诺美国银行的信贷以及通过控制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而施加的政治压力，设计了一个非常类似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体系。法国银行行长、诺曼的强烈反对者埃米尔·莫罗在1928年的日记里描绘了这个体系： 　　作为重建稳定和安全货币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英国利用了这个优势来奠定基础——真正从金融上控制欧洲的基础。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已经成为英国政策的工具。它的办法就是迫使每个国家都发生货币困难，这个国家于是就得听命于日内瓦的那个由英国人控制的金融委员会。它们开的药方总是会包括在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是个英国人或由英格兰银行指定的人，会指定把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这笔钱既是对英镑的支持又能增强英国的影响。 　　为了防止可能的失败，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合作。此外，如果它们感到对海外的贷款太多，他们就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美国，并且总是保留有利于这些操作的政治条件。这样，英国在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挪威和意大利全面地或部分地安营扎寨。她正在希腊和葡萄牙扎根。她寻求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得到立足点。货币将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和英镑，而第二类是以英镑和美元为基础——这一类国家的一部分黄金储备被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 　　摩根公司在本杰明·斯特朗的鼓励下，为支持英国重新进入这个1925年修改过的金本位制提供了关键性的美元贷款。后来类似的摩根银行信贷扩大了范围，这种贷款总是由蒙塔古·诺曼和被他支配的日内瓦金融委员会提出建议，又总是第一个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签字批准。华盛顿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外交。在战争“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波兰、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最后都在定价过高的平价下返回金本位制。纽约和伦敦银行家们越来越喜欢铁腕的独裁者，他们察觉到这些独裁者能够控制工会的抗议并且保证按时偿付贷款。 　　英国以很高的4.86美元比价返回金本位制后不久，为了在英镑定价过高的条件下保持出口的竞争力，英格兰银行试图对国内价格和工资进行大幅度削减。对削减工资的回应是1926年的大罢工,增长迟缓,工业出口仍然低迷，失业率几乎达到10%。到1931年英国最终离开金本位制的时候，失业率已经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2%。 　　工会的抗议和大罢工表明，只有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才能让黄金坚持在4.86美元的高位。斯特朗很少咨询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会，更不用说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了。为了加强这个动摇不定的新的金本位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了一次严重的美国货币膨胀和信贷扩张，来支持定价过高的英镑平价和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在缓解美国货币困难的过程中，斯特朗还埋下了股市崩溃的种子，创造了房地产的泡沫。 　　蒙塔古·诺曼说服他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让他相信欧洲的恢复和杀手锏——美国的出口能力，都依赖于美联储人为地保持低利率来鼓励黄金向外走，流入英镑，因为英镑的利率较高。诺曼说，这样做将会反过来提供支持整个欧洲大陆和殖民地的黄金体系的基础，随后也会为世界贸易提供基础。美联储人为压低的利率刺激了华尔街股票中的保证金贷款交易，接下来又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股市前所未有的高涨。美国被人为压低的利率面对欧洲很有吸引力的通常为6%～8%的利息收益，推动着美国银行在1925年以后不断向执行新的金本位制的欧洲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扩大短期贷款的规模。 　　斯特朗给市场倒了一杯“威士忌” 　　1927年7月，斯特朗在蒙塔古·诺曼的要求下，在长岛召集了一次秘密的国际央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命运和方向的事件。在那里，斯特朗不顾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反对，表示要降低利率、膨胀美国信贷，以支持英镑，停止伦敦黄金储备外流。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不像斯特朗那样跟蒙塔古·诺曼和欧洲信贷绑在一起，他强烈反对美联储降息，拒绝降低自己银行的利率；《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斯特朗辞职。斯特朗辩驳说，他促进货币流动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结果是斯特朗占了上风。后来他向朋友吐露，他的降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给股市“倒了一小杯威士忌”。这可不是小小的一杯。在华尔街上，威士忌开始向水一样流动起来。 　　伦敦的黄金外流停止，英镑危机减轻，因为1927年在斯特朗领导下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降低了利率，后来伦敦的《银行家》杂志这样赞扬本杰明·斯特朗：“他用他的能力和技巧为英国服务。” 　　在诺曼的金汇兑本位制之下，美国是所有国家与黄金和所谓“硬通货”的唯一通道。如果美元也要抬高价格，就如1925年以后在斯特朗领导之下抬高美元的价格，美元也会开始变得不可靠，而整个大厦即全球信贷的金字塔会最终崩溃。信贷扩张在1929年趋停时，英国货币金字塔体系的这个小小疵瑕就显露出来了。在那之前，各种类型的美国银行和企业都为斯特朗所谓的永久繁荣和价格稳定的“新时代”欢呼，这正是艾伦·格林斯潘1999年宣布的那个不会再有周期性衰退的“新经济”的怪诞先声。现实却是大不相同，因为美联储不得不使用膨胀性的信贷扩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几年中把欧洲下降的物价再抬高起来。 　　正当斯特朗的政策好像能创造无限的繁荣、提高收入、抬高股票价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对斯特朗的政策提过意见。除了商务部长胡佛以外，斯特朗的国际信贷政策的批评者有同洛克菲勒结盟的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巴顿·赫伯恩和《商业杂志》编辑帕克·威利斯（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前助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在其中。他们是少数派。掌握政策的是J.P.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和财政部长梅隆以及卡尔文·柯立芝总统。 　　在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头几年里，在1927年之前，它的缺陷还不明显。看起来欧洲各国经济终于要复苏了，黄金是经济复苏的工具。 　　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下，1925年信贷从纽约流出，流向了伦敦，进入战后欧洲大陆急需美元的国家。摩根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开始认购参加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然后，认购的银行为了寻求回报和安全就向普通美国人家庭出售这些新的债券，利率比美国财政部的证券利率高3%。所以对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纯粹是一台制造黄金的机器。 　　纽约的信贷大部分流入了 1924年实行《道威斯计划》稳定货币之后的德国。在6年之内，德国的城市、私人公司、州政府、港口和其他实体都在发行债券，由纽约的银行认购然后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累计总额竟然达到了25亿美元。德国在此期间从海外借贷近40亿美元用于重建。1931年银行危机发生时，德国被迫宣布债务违约拖欠，大势已定。 　　从1924到1931年，涌入欧洲的美国贷款差不多有6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财政部的战争借款和战争开支，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有40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进入欧洲。这是19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25年后，蒙塔古·诺曼和英国财政部打造的金融大厦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最脆弱的那个环节的强度——金汇兑本位制。 　　直到1927年下半年，斯特朗才开始对整个大厦表示出明确的严重忧虑，他在两个月前刚刚采取过稳定英镑的行动，在那个行动中为不断高涨的华尔街股票泡沫火上加油。仅仅3年之前，蒙塔古·诺曼和英格兰银行才说服了斯特朗，让他相信这个体系对复兴世界贸易和稳定货币是有好处的。 　　斯特朗在1928年因结核病去世之前不久写过几封信，向他的朋友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其他人表明，他越来越怀疑金汇兑本位制不是世界货币稳定的正确政策，而他本人在密友诺曼的敦促下支持过它。1927年9月的一封信，写于斯特朗决定支持英镑制止黄金流出之后，表达了斯特朗对美国一战后扩张性货币政策越来越沉重的担忧： 　　发行银行现在持有的美国一国的票据和（贷款）余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还不用说伦敦掌握的数目大致相当的另外款项，还有在其他金本位国家中的大量钱款。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事态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它本来应当加强这个金本位制，但实际上已经在破坏金本位制了——它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复制信用机构，用不多的黄金积累来维持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手中有黄金，它们的货币才是真的建立在黄金之上的。 　　通常所说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其实起源于美国之外——1931年初开始的欧洲崩溃，腐朽的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崩溃。那次崩溃与金汇兑本位制有直接关系。 　　就像2007年美国次级债抵押证券化的泡沫破裂一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溃只不过是全球金融体系更严重的根本性疾病的一个表征。英国银行的诺曼怂恿斯特朗继续保持低利率，因为这会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利率以及一战后英国的金融稳定，会有助于阻挡那里的衰退。低利率导致了纽约股市价格上扬，便宜的资金给美国的消费繁荣火上加油，很多这样的钱是被新近出现的分期付款信贷造出来的。 　　美国在“兴旺的2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只是一个假象，好像所有家庭的财富都增加了，其实国家的财富分配严重失当，这是1929年美国经济的唯一致命弱点。到1929年时，60%的美国汽车和80%的家用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的贷款购买的。人们靠信贷购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在柯立芝总统时代，共和党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是由非常富裕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起草的，他的政策使收入进一步向少数企业主和大笔财富的继承人手中转移，使得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年收入100万美元的个人税负从20世纪20年代的60万美元下降到后来的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和更贫穷家庭的税负却增加了。 　　到1929年时，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和RCA公司这样的巨头在四处崛起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制造业财富已经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大型的、从公开市场融资的公司手中。在企业支配结构的金字塔顶上，耸立着华尔街和纽约的大银行：摩根、大通、库恩-洛布、梅隆等。非常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在1923年审理“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件的裁决中，作出的判决更加剧了不平等：最低工资法违宪。 　　20世纪2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得到快乐了吗？》就是这样唱的：“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 　　1929年,只占美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相当于排在最后面的42%美国人的总收入。用家庭数目来说就是，美国24500个富裕家庭的收入，和1100多万中低阶层美国公民的收入总合相当；高收入阶层控制了所有储蓄的34%，而80%的美国人没有储蓄。20世纪20年代美国繁荣的大厦，建筑在债务和幻想永久繁荣、股票价格永远上升的假想之上。一旦1929～1931年的消费信贷狂欢结束，消费能力就瓦解了，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能够再用信贷购物了。 　　股票价格上涨时会吸引更多人来投资，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只凭保证金购买股票：只支付大约实际价格的10%，其余的部分就去借贷。当整个信贷金字塔的运转在1929年停下来时，惊慌失措的美联储赶快提高利率，想停止股票泡沫，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整个分期消费信贷大厦和股市一起崩溃，不久以后真正的制造业经济也倒下了。 　　1929年10月诞生了这样一项纪录：有80亿美元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是贷款买的，必须清算，而且大多数购买的是只要保证金的那些股票。 　　纽约股市10月份的崩溃，发生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的第11个月。过去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干预过市场崩溃，人们习惯的看法是，这样的事情应该让它自己去纠正，无须政府的干预。 　　1929年年底，胡佛总统冲破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反对意见，宣布了一项十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避免银行恐慌，防止银行大量倒闭和住房断供被收回，帮助农业生产，救助贫困的失业者，保持货币的实力等。还有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加快实施政府的市政工程项目。胡佛的确是真正的保守共和党人，他努力去挖掘政府的潜力，支持私人的首创精神，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出手接管，他把那种做法与意大利墨索尼里的“社团主义”相提并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主张，又称为“结合主义”或“各阶级合作主义”。——译者）。到1931年年初时，美国经济在衰退中显示出一点稳定的迹象。不过这只是下跌中的一次暂停。 　　当脆弱的欧洲金本位制——蒙塔古·诺曼体系的基础——开始解体时，一波新的金融冲击正在聚集力量，它的破环性足以毁灭世界。就在此时，法国作出了一个“教训德国人”的政治决定，决定对维也纳进行干预，为这个冲击波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法国推倒了金本位制 　　1931年春天的风暴吹破了欧洲大坝。法国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所信奉的处事原则——“与众不同”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形式，使它一出手就颠翻了整个世界的货币体制，把世界经济也推入衰退之中。 　　1931年3月，奥地利这个小小的600万人口的国家——一战前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宣布它已经开始与德国谈判，两国要建立一个能够刺激贸易的关税同盟。这样一个同盟在技术上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对世界安全说不上有什么威胁。 　　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要求这两个国家立即偿还大约3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德国和奥地利欠法国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贷款），目的是强迫它们立刻停手。本来就不稳定的奥地利货币体系马上发生了恐慌性资金外逃。奥地利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维也纳信贷银行。 　　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匈牙利和整个多瑙河地区有很多贷款业务，还是奥地利工业和房地产业的主要债权人，持有国家全部银行贷款的50%以上。它在1931年5月的恐慌性挤兑中倒闭了。蒙塔古·诺曼和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以疯狂的速度提供紧急贷款，试图把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烂摊子稳定下来。可是法国政府坚持，从法国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要放弃计划中的关税同盟，虽然它们这样做并没有在法律上违反《凡尔赛和约》，该条约只是禁止德奥两国的政治经济结盟，或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场危机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先是传遍奥地利，随后进入了相互连接的德国银行体系。 　　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倒闭，导致了德国的储户对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恐慌性挤兑和当政的布吕宁政府的货币危机。此时此刻，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紧急注入信贷，尽力阻止货币恐慌继续蔓延。 　　胡佛在国会为德国赢得了延期一年偿付战争赔款的时间，于1931年6月30日生效。虽然有助于缓和德国的偿付压力，但是这个步骤微不足道,也为时过晚，不能阻挡外国银行从德国抽逃资本，它们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坏。德国人自己也开始逃跑，把德国马克换成美元、英镑、法郎或者黄金。德意志银行行长汉斯·路德当年7月从巴黎前往巴塞尔和伦敦，警告大家，德意志银行需要一笔5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清算的违约拖欠。这条消息进一步扩散了恐慌。整个一战后的国际金融大厦开始崩溃。 　　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政府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场货币危机和准恶性通货膨胀。1926年，右翼的雷蒙·庞加莱（又译为 “彭加勒”、“普安拉雷”或“普恩加来”。——译者）政府执政，在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支持下，立即采取行动，紧缩预算、增加税收和采取其他步骤，阻止资本外逃和稳定当时仍然在金本位体系之外的法郎。它公布计划尽早回归金本位制，以便进一步巩固信心。因此，在雷蒙·庞加莱政府于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后的几周内，法郎就增值了40%。 　　1928年，在建立了黄金储备两年之后，雷蒙·庞加莱政府和埃米尔·莫罗行长领导下的法兰西银行宣布，法国将强制实行《稳定法》，推动法郎向金本位制回归。不过，巴黎不想按蒙塔古·诺曼的规则来行事。 　　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不惜牺牲出口的竞争性，为了伦敦金融城的国际权力而死死钉住战前4.86美元的平价，法兰西银行是以战前水平20%的价格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这样一来法国的出口很快就恢复了，就业率和工业产量上升，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存在外国中央银行（首先是英格兰银行）里成为外国货币储备。然而在金汇兑本位制造出来的国际债务结构下，对法国来说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却是坏事一桩。从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各个首都流出的黄金，流入了法兰西银行。 　　1927年，法国银行试图将3000万英镑兑换成黄金，以此建立法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并加入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为法国此举影响到英镑稳定而问计本杰明·斯特朗。法兰西银行担心，以外国纸币为储备会发生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纸币可以被操纵而任意膨胀。法兰西银行决定以黄金为唯一货币储备基础，并且还要采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而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1925年发起的那个纸币加黄金的储备体制。 　　在中央银行政策这个问题上，法国又一次想要砸定音的那一锤。法国保守的银行家莫罗有正当的理由和深刻的感受反对蒙塔古·诺曼搞的英格兰银行“金汇兑本位制”，那里面包含着危险的缺陷。莫罗决心在多年的混乱之后，让法国回到硬通货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之下。唯一的问题是，诺曼-斯特朗的金汇兑本位制在那个时候已经主导了世界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以及被它捆绑的负债累累的欧洲各国，已经从根上开始腐烂了。 　　法国围绕着黄金采取的行动，是在政治上担心德国复兴和国内经济再次发生动荡和衰退的混合结果。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会使法国爆发罢工和衰退，并迫使法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再次孤军作战。 　　1926年法郎恢复稳定，1928年法郎执行20%的战前黄金平价，经济开始繁荣，法国外逃资本回国，新的外国资本流入。到1931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萧条时，法国做到了充分就业。法国开始感觉到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有了独立身份。 　　1931年时，法国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货币黄金持有者，这是她将外国货币资产兑换成法兰西银行储备黄金的政策结果。在短短的5年中，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持有量增加了10倍。1931年5月，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这两家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黄金储备，已经占到全世界的75%。美联储在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时要受严格的立法限制，这是国会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中规定的，这些限制到1933年和1935年才取消，其时全世界都已深深地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欧洲爆发的危机给了法国和法兰西银行超常的有力地位。可是这个危机在事实上却是由于法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和财政要求而触发的。 　　1931年7月，当德国再次向伦敦、巴黎、纽约恳求5亿美元紧急央行贷款时，法国又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她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法国愿意再次出手向德国施加援手，唯一的条件是德国政府解散戴着钢盔的准军事力量，停止继续建造“袖珍战列舰”（这是凡尔赛条约允许的），并且要德国放弃德奥关税同盟。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条件，认为这是对德国的羞辱，德国将因此沦为经济奴隶。 　　胡佛想堵住漏水的堤坝 　　此时，危机全部集中在德国的债务上，不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这是根据《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稳定德国马克以来像汽球一样膨胀的债务。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美国银行家，包括摩根公司和本杰明·斯特朗，都只想把德国当做又一个风险大一些的贷款者，就像贷款给美国铁路，为美国公司发行流动债券一样。他们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手里的黄金能为任何一种潜在的风险担保。他们的道理是，不管怎么说，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都是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机构。 　　法国银行家和美国银行家想的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笔给德国的贷款都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且都有助于德国最终推翻凡尔赛条约和恢复德国的统一。法国的观点要现实得多，它反衬了本杰明·斯特朗决定的致命错误：美国的金融和信贷结构正在单方面与1917年后的欧洲货币制度挂钩。 　　到1931年7月，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流失，大多数银行已经关闭。 　　胡佛总统亲自召见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他要弄明白美国的各家银行介入欧洲到底有多深，以便决定美国该怎么办。胡佛的一个来自加州大银行的朋友警告过，美国银行向德国和其他欧洲银行发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种短期贷款的形式）已经太多了。承兑汇票通常是为期60～90天的票据，只需要出具货物运出（但还未送到）的提货单就可以保证兑现。胡佛要美联储和财政部估计一下，这种向欧洲银行贷出的未担保的贷款到底有多少。 　　美联储告诉总统，它们估计最多也就是5亿美元，对美国银行不构成威胁。胡佛担心事情没那么简单，下令由货币审计署长进行独立的估算，结果很惊人：有17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个消息如果泄漏出去，仅这一个数字就会对资本不足的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构成威胁。 　　法国在不断吸纳黄金。当本杰明·斯特朗在1927年7月为了帮助英格兰银行对此反击的时候，他降低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于是对欧洲的贷款增加了，因为欧洲的银行为了得到它们急需的美元信贷情愿支付高达7%以上的贷款利息。胡佛的审计官员告诉他，截止到1931年7月，欧洲各银行已经拖欠了很多已经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而美国的银行都不吭声，害怕造成恐慌。 　　胡佛派他的财务部次长奥格登·米尔斯前往伦敦，秘密地询问他在英格兰银行界的熟人，英格兰银行在这种无担保的银行承兑问题中究竟暴露到何种程度。那家银行先是毫不知情，但是两天之后给了初步估算，对金汇兑本位制敲了更响的警钟：承兑汇单有20多亿美元，英国各家银行已经充分地暴露在大麻烦面前，和它在一起的还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那些银行。 　　胡佛估计，仅仅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就持有这种短期汇票多达50亿美元，60至90天之内到期，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竟然无人意识到。 　　银行已经把钱给了那些放贷款的人，并且确信这些贷款最终以实体货物的送达为担保。1931年的春天，当数量可观的货箱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流转的时候，货物的发送开始（与信用一起）出现混乱，以货物为依据的商业单据失去了价值，这很像2007年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市场崩溃：从次级贷款的债务拖欠（加上其他房地产断供）爆发开始,雪球越滚越大。 　　超短期的债务总量，比后来德国的工业、城市和政府的50亿美元长期借款还要多。 　　胡佛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当他听说欧洲债务金字塔怎样从四面八方一起倒塌时的感受：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了……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欧洲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大批银行倒闭的图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其中的原因和危害我却只能对美国人民缄默不语，更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加重了银行挤兑，这令我寝食难安。形势已不再是如何帮助别的国家迂回得救。现在该想如何自救了。 　　不幸的是，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佛不顾财务部长梅隆的强烈反对，公开号召各地所有与德国和欧洲国家央行有短期信贷关系的私人银行“暂停支付债务”——他呼吁延期偿付。梅隆当时和国务卿斯廷森在伦敦开会，会议要讨论的正是欧洲局势恶化的问题。梅隆强烈主张胡佛继续坚持，答应给德国再增加5亿美元的贷款。胡佛回答说，这样做只能拯救那些干蠢事的私人银行，而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 　　胡佛坚持说：“必须承担解决问题责任的是银行家，而不是我们的纳税人。”他没有听从梅隆、斯廷森和英格兰银行的强烈反对。相反，他发出了公开号召，呼吁银行自愿协商“暂停还贷”。上面提到的伦敦会议批准了《胡佛延期偿付动议》，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公开，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也同意这个办法。胡佛还要求该清算银行监督这个自愿计划的执行。一帮纽约的银行告诉总统它们反对这个限时协议（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协议，给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国延长偿付期限，甚至减少偿还到期的本金。——译者）。胡佛最后被迫同意美国再向德国提供一笔新的政府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在1932年发表的最终报告里说：“1931年初全部国际短期（私人）债务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这是胡佛估算数字的整整两倍。 　　限时偿债的做法只是暂时平息了事态，直到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对外支付的拖欠。 　　法兰西银行从1931年7月24日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巨额黄金储备。这个行动触发了对英镑的信任危机。 　　伦敦的各家银行手中也有大笔东欧和德国的短期贷款，现在也无力偿付了。1931年8月，为了制止对英镑的挤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但是恐慌已经蔓延开来，提高利率只能让局势变得更糟糕。英国政府从美国的多家银行借了6.5亿美元，试图制止恐慌，结果只是再一次使局势恶化。9月14日，英国的水手发动了兵变，一周后的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强行关闭了欧洲的大多数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 　　由于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联储一直没有关闭（国内的）黄金兑换窗口。然而它不仅没有将流动性注入国内经济以阻挡不断恶化的经济紧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时任行长乔治·哈里森的领导下（1928年斯特朗去世后继任）反而从经济中撤回流动性，徒劳地坚持金本位制，还在1931年10月把美联储的贴现率从1%提高到3%。 　　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疯狂举动，是为了拯救它们的金汇兑本位制和这个制度背后的理想：美国金融帝国，尽管它尚未成型。它们不想承认，但是这个行动的确失败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极点，就此也把美国经济深深地推进了萧条和紧缩。 　　问题并不在于固定的金本位制在经济学中是否正统。问题在于指引华尔街和金融托拉斯的那股势力下定了决心，决不能牺牲金汇兑本位制——据此可以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全球货币权力，这可是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狄龙-里德公司、埃德温·凯默勒以及美国的金融精英们从欧洲大战的废墟中看到的远大目标。他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金融霸权，徒劳无功，同时将美国推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他们不会为此感到疑虑和不安。 　　同美国的变局相对照的是，1931年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自由浮动。贬值约40%的英镑推动了英国出口的上升，减轻了世界经济崩溃的痛苦。除了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依次放弃了金本位制。只剩下美国还在坚持紧缩了的黄金平价，直到1933年4月。 　　危急的形势把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推到最高点。它采取的形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933年3月4日就职。富兰克林的复兴计划大部分实际上是倒霉的胡佛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延续或补充。 　　从1931年大萧条全面蔓延以来，经过1944年的战争支出高峰，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9%上升到130%。同样显著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公共开支部分从1931年的12%提高到1944年的45%以上。 　　把纽约变成欧洲和世界的银行这个本杰明·斯特朗的豪华项目崩溃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结构。 　　国内经济走出萧条、企业进行结构改革、在欧洲准备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还要再花6年的时间，华尔街遭受的挫折才能够倒转过来。华尔街要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必须一劳永逸地击败正在复兴的德国——未来的美国霸权的竞争者。 　　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继续：在英国沉沦的时候，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巨大的悲剧性争斗，将会决定由谁来继承世界的霸权。至少美国的精英是这样看的。德国的精英们在1914年之前，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否把追求全球最高统治的理念认真地想清楚了，还是有点疑问的。希特勒对英帝国的统治权力所持有的敬畏有点过头（这无助于德国觊觎那个制高点）。（黑塞是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高级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没有抓住英国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基本观点。黑塞这样说道：“对英美来说，谁统治德国无关紧要。德国成为最强大的大陆强国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英美和法国对德开战。”） 　　可是美国的货币托拉斯毫无疑问有全球绝对统治的理念：一个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无形的金融帝国。为了这个目标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美联储也要为此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大的纽约银行集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得到了私营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支持，其结果却是触发了一场灾难，使美国陷入自己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的连锁破产和经济萧条。 　　在十年之内，华尔街为全球霸权的第二次出击将准备就绪：最后的攻击，各就各位。

　　第六章　　新政与萧条：洛克菲勒家族 　　占领制高点“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 　　——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质问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停止用黄金偿还债务的决定 　　摩根家族的衰落 　　1931年9月，英国和一批欧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标志着把纽约建成以金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只要看看这个1919年凡尔赛和会以后由摩根家族公司建立的国际银行信贷体系和债券认购制度有多么脆弱，就会发现这次失败合法合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 　　1930年，美国的农业萧条已经蔓延到全国，1345家银行倒闭，主要是小型农业银行。继续营业的银行也面对着不断加剧的储户提款、深不见底的衰退、信贷资金限量发放和更深的萧条，更多的银行倒闭。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下降螺旋。1931年又有2294家银行关闭，这个数字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1932年又有1453家银行关闭。1932年是大选年，危机已经从个别银行蔓延到所有的州。从内华达州开始，各州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试图制止恐慌挤兑。不久，密歇根这个工业州也给银行放假了。 　　外国中央银行担心美国最终会让美元对黄金比价贬值，以刺激工业出口、遏制失业扩大的趋势，它们和其他美元持有者开始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最终必将来临的危机已经无法避免，这更加坚定了美联储不惜一切国内代价坚守黄金平价的决心。1931年10月，美联储在一周内将贴现率从1.5%提高到3.5%，增加了一倍多，试图在当时实行的金本位制下做到“失去的黄金收于货币流通”。 　　这么高的利率毁掉了美国国内银行复兴的任何希望，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危机。这一切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的银行储户挤兑。从8月到11月，包括流通货币和银行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下降了8%，在美联储短短的历史中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在高利率之下，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并没有按照“高利息吸引金钱”的理论而增加，反而发生了惊人的下降，损失达11%。 　　从1929年10月的股市崩溃到1932年年底（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就职之前），美国国家财富的蒸发规模令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从大约88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年底的420亿美元，连一半都不到了。 　　就在1929～1933年纽约股市垮塌的混乱当中，在全美国好几千家小型地区性银行破产的浪潮中，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在纽约银行的最高层发生：谁将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呢？ 　　如果不算1861～1865年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的公债主导了美国的资本市场。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溃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美国公债就达到160亿美元（1930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2%。到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公债达到278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70%。在仅仅16年之内，联邦政府的名义债务就增加了17倍以上。 　　美国的银行业务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为股票买卖和国际信贷融资，转向为联邦政府的债务融资。银行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债券的交易机构，而不再是商业贷款人。在几乎40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都无法恢复到1929年达到的水平。 　　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权力大大缩小，特别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银行从事的那些国际投资业务。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这些银行向欧洲或拉丁美洲发行债券而赚大钱的能力也随之失去了。 　　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20世纪20年代摩根的继承人和本杰明·斯特朗与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保持了亲密关系，从始至终摩根家族不断深化和扩大同衰落中的伦敦金融城的交往，以此建立了它如日中天的国际影响。 　　1931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的诺曼正在疯狂地、徒劳地竭力将英国保留在金汇兑本位制之中。此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告诉诺曼，英国政府的救援计划必须和摩根公司一起制订，该公司仍然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在美国的财务代理。如前所述，这是自1914年以来摩根一直占据着的能赚大钱的位置。 　　摩根公司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是，英国必须大大降低失业救济金的标准，遭到内阁成员的多数反对，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英国工党政府为此下台。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写道，纽约的银行家要求以削减英国失业救济金作为贷款的前提条件。摩根保证要组织一个纽约和其他银行的辛迪加，筹集2亿美元的巨款，以此拯救英镑和摩根的金本位制。 　　结果，摩根还是太晚了。1931年9月19日，麦克唐纳政府宣布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事件标志了摩根将英国和伦敦金融城财力结合起来建设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统治计划的失败。 　　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将不再让摩根公司作为他们在美国的政府独家金融代理。这是摩根自1914年以来一直在扮演的角色，曾给摩根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此摩根家族的内部权力在美国企业界明显衰落下去。鲨鱼最善于闻到鲜血，尤其是对手的鲜血。 　　摩根在纽约金融界的首席地位遭受的第二次和毁灭性的打击，发生在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为了减少将来的股票和金融投机泡沫，该法令禁止拥有公司的银行同时拥有包括保险和投资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公司。它还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 　　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是支持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唯一一家纽约大银行。大通银行主席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是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核心。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3年的前几个月一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尽管遭到摩根和纽约的其他银行的强烈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大通银行向洛克菲勒旗下各公司（如标准石油公司）提供传统的（实业）贷款，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它越来越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这一点和摩根很不一样。 　　在摩根最虚弱的时候，洛克菲勒不失时机地在对手的后背上插了一刀。大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银行不正当行为的调查中不仅洁身自保，还能被描画成新政的“友党”，这在华尔街那个行当中十分罕见。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轻蔑地说成是“自己阶级的叛徒”，因为他发表过攻击华尔街贪婪和腐败的讲话，说他们是“经济保皇党人”。罗斯福政府的措施，如设立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则被传统保守的华尔街银行家视为迈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大步。 　　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后者的营业范围是购买、出售和承销公司证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的时候，全国的银行尚在恐慌之中，罗斯福政府刚刚开始执政；一度强大的摩根家族遭到此项法令毁灭性的一击，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黄金危机和美元缩水 　　1934年1月，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仍在带病运行，政府又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运行状况危急、需要政府援助的银行，结果触发一轮新的恐慌挤兑，遭难的是数千家资本匮乏的小银行。 　　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两天后颁布了一项全国银行假日法令。每一家在美国的银行每周都要关门四天，不能存款也不能取款。总统先生表明他蔑视正式的法定程序，他只援引了一项1917年的《与敌方贸易法》作为他的法律依据。按照这个逻辑，持有以黄金为担保的美元的外国人，现在就成了“敌人”。 　　美国国会在3天之内就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使总统的行动合法，并授予他采取进一步行动所需要的几乎全部法律权力。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或拥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联邦政府没收了本国公民的黄金。黄金是永远的通用货币和偿债的最终手段，国家大规模没收黄金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强制侵犯，换来的只是印在纸上的支付承诺。公民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在不断恶化的萧条中只能期望将来会有好光景。没有几个人能明白黄金的复杂运转。 　　同时，政府还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1933年6月，国会宣布传统的黄金条款合同失效。可是，有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这类合同已到期，其中有按揭合同、寿险保单和铁路债券等。黄金条款本来是预防通货膨胀的手段和全额货币偿还的保证；债权人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要求以货币或黄金两者中的任意一种作为支付的手段。现在不能这么做了。债权人再也不能要求用金币偿还私人债务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当被问及对国会废除黄金条款（罗斯福的诸多紧急稳定措施之一）的看法时，他怒气冲冲地反问道：“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当美国财政部宣告不再用黄金还债时，伦敦称之为“美国式违约拖欠。” 　　巴鲁克赚钱，别人赔钱 　　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走出金融危机并趁机大大增强了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财力。他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金融托拉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融资专家,华尔街在国会的政治“捐助人”。他不仅是威尔逊、胡佛、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还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 　　巴鲁克在当时是最推崇坚持正统的金本位制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发了大财，他的身份是以古根海姆家族为首的美国铜业托拉斯的股票推销人。 　　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16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克领导国防部的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后来的军工委员会的前身。在美国参与战场拼杀的时候，他是军工行业事实上的统治者。在这个职位上，正如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所记录的那样，巴鲁克把美国工业的主要部门组成了企业卡特尔，还帮助铜业等行业建立了大规模的托拉斯，如同价格同盟一般，就这样从战时的生产中赚了大钱。 　　巴鲁克充分利用了他在国防部机构的职位，获得内部信息。在一份有记录的实例中，巴鲁克曾经在美国参战前两周向他在铜业卡特尔的生意伙伴们通风报信，暗示他们把黄铜价格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向美国政府出售重要的战争物资——黄铜，数量巨大。两周后的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Ibid.,p.271.这一切都发生在巴鲁克担任涉及公信力的敏感职位期间。 　　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欧洲战争之后，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中巴鲁克的谋私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遭到报纸的攻击。在战争时期，巴鲁克曾提名由他在华尔街的老朋友和商业伙伴小尤金·迈耶，来监督对铜的全部政府采购。当时迈耶是政府战时金融公司主席。内部人交易和利益冲突对于巴鲁克从来就不是问题。巴鲁克后来为他的朋友迈耶获得了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权，很可能就是对他的答谢。 　　华尔街崩溃时，巴鲁克被认为是华盛顿的胡佛政府内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会中的民主党力量开始不断上升，在这个时候当一个民主党人可以掌握很多的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当政的时期中，巴鲁克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名望，主要的手法是向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提供大量政治资金。他曾经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权力掮客，能控制国会参众两院60张选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1930年之后，巴鲁克更频繁地被共和党的总统赫伯特·胡佛点名进行磋商，讨论有关对于一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国会，总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在对付国内蔓延的经济危机这一点上，国会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建议。 　　巴鲁克在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之前几周售出手中的全部股票，抢在危机前面赚了大钱。他对此从不掩饰，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几乎被奉为神谕。但是他从来不告诉大家，他的密友、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建议下也这样做了。巴鲁克和丘吉尔都能做到在股市的巅峰期出手，而这事恰恰就发生在英格兰银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了1929年9月的伦敦股市崩盘之前，这总有点令人生疑。人们会怀疑丘吉尔和巴鲁克利用了自己的内部人身份。 　　在1931～1932年的关键时刻，伯纳德·巴鲁克在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进而主导了立法和政治辩论。很有影响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权力在手的国会人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巴鲁克在南卡罗莱纳州庄园的狩猎常客。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也是巴鲁克圈子里的人。 　　在大萧条的头几年里，巴鲁克占据了对华盛顿的经济政策有特殊重要影响的权力职位。那种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他利用这种影响力所做的事情，日后将要证明对随后的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力主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不要和执政党作对、不要让白宫瘫痪，而是去和胡佛的共和党达成一致。“国家处在一种亢奋状态里，”他告诉参议院的朋友：“它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变革。我们现在不要试图纠正太多的东西。” 　　民主党有许多方案来代替胡佛灾难性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是每一种真正的替代选择在巴鲁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下都被扼杀了。在这关键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民主党提不出替代胡佛自由放任政策的方案，这个不作为状态与80多年后的2008年国会对共和党7000亿美元拯救华尔街的史无前例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我们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沉默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巴鲁克是这样说服国会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在1930年10月已经到底，“自然疗法已经发生功效。我不相信政府可以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每一次政府插足都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有一次他对一群民主党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说：“商业必须经历被绞干的艰难，然后再从头开始。”好像国民经济只是一台巨大的洗衣机。一位在座的经济学家提出抗议，如果走这种放任自流的路，政府是在冒街头发生暴乱的风险，巴鲁克这样反驳他：“用催泪瓦斯总是可以对付的。”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全力以赴地反对一切政府市政工程支出和借此缓解失业的建议，他轻蔑地说那叫“岗位膨胀”。1931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巴鲁克认为国家正从衰退中复苏”，而同版上的一篇报告却是反映67000名失业者在纽约市排队登记找能救急的工作。巴鲁克呼吁提高税收，目的是在危机中保持政府预算的“平衡和健康”，他坚持认为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支出都将使美元膨胀。他的眼睛永远只盯着黄金，从来看不见大众的福利。 　　巴鲁克成功运用他对国会中民主党人的影响力，说服他们支持胡佛的共和党提出的破坏性财政紧缩政策。在国家更深地陷入经济萧条泥沼的时刻，巴鲁克瓦解了制定替代性经济政策的所有努力。在萧条的年代里，巴鲁克坚持不懈地把通货紧缩当作国家政策一直鼓吹下去。 　　巴鲁克的战略核心是金本位：他要防止国会修订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任何尝试，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坚守金本位制，即使英国和其他24个国家在1931年年底已放弃了该体制，他也不会改变，正如他写给参议员好友吉米·伯恩斯的信中所说：“这个国家是不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基础的。” 　　巴鲁克力促国会和胡佛政府不要放弃金本位制。胡佛的财政部副部长是小奥格登·米尔斯，也是巴鲁克在胡佛时代在阿拉斯加金矿的商业伙伴，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巴鲁克的老朋友小尤金·迈耶，他刚刚被胡佛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董事。 　　在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将赢得1932年11月的总统大选时，巴鲁克迅速转向，加入罗斯福联盟，而他先前曾反对提名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巴鲁克开始在纽约银行的金库中私自囤积金条，向欧洲的供应商购买黄金，还从他自己的阿拉斯加朱诺黄金矿业公司购买。1933年2月，即罗斯福就职典礼前的一个月，巴鲁克已经有66个金条。他在此时突然停止了购买黄金。巴鲁克已经得知了当选总统罗斯福的黄金政策，他是精选出来的“智囊团”五个成员之一。 　　1933年4月5日，罗斯福发布了总统通告，表示所有的私人黄金要返还给美国财政部。此时巴鲁克在大家的眼中是“持有金砖最多的个人”。当年的晚些时候，罗斯福政府又宣布，它将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所有新开采的黄金。这是一个错误的恢复商品价格的行动，巴鲁克是主要受益者。巴鲁克还随时向他的朋友丘吉尔通报事态的发展。 　　到1932年2月，在大选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令人震惊的低点。超过10亿美元的货币黄金消失了。一方面是由于黄金外流，另一方面是私人囤积，这些都是随着美国银行业危机的扩大而发生的。根据法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必须筹集到1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自由黄金”数额下降到4.33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周1.5亿美元的速度消失。巴鲁克鼓足力气向私人和公众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金本位制。 　　胡佛坚定地宣称，他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触动”金本位制的自动运作机制。黄金继续从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流出，倒闭的银行也越来越多。 　　从1932年5月《费城档案》的一篇社论中可以听见全国越来越尖利的警报声： 　　在3个月内美国必须暂停黄金支付。如果政府要拖到最后才被迫动手，美国就要大难临头了。如果政府现在就采取行动，它还可以控制通货紧缩，结束萧条，赢回繁荣……以现在黄金逃离联邦储备系统的速度来看，6周内市场公开的交易就会被迫停止。要到黄金储备耗尽时他们才会骤然停手——黄金的链条环绕着医治衰退的一切措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打仗一样与萧条作斗争？1917年我们就宣布了黄金禁运，为什么没有人想想这是为什么？……胡佛总统宣布协约国的债务延期偿付，但是却让这些债务国（指法国和英国。）的国民抽走我们的黄金，还把我们朝毁灭的方向推动。我们是不是被奇异的迷思攫住，为什么只要一提到这种贵金属，我们的行为就失去理性？ 　　结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3年4月19日宣布，美国已停止美元在金本位制之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他就职后的首次官方行动之一。 　　1934年1月罗斯福按照国会的《黄金储备法》恢复金本位制，这是美元对黄金自1900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贬值。1900年麦金利总统签署的《金本位制法》，曾再次确定1美元的价值为25.8格令（又称“谷”，为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64.8毫克，原为麦穗中部麦粒的平均重量。——译者）黄金。 　　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国置于国际金本位制之下，并规定国内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各联邦储备银行都要把自己的黄金送到美国财政部，换取财政部发行的黄金证券。罗斯福利用该法令赋予他的权力，宣布美元立即贬值59%，既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自此美元保持了每盎司纯金35美元的比率，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一场致命的美元危机，那是标志美国世纪走向终结的起点。此时即１９３４年，摩根家族的相对影响力的衰落已经显露无遗了。